有關於《禁止蒙面規例（蒙面法）》。
《蒙面法》最可能侵犯《香港人權法》 第 16 及 17 條，以及《基本法》第 27 條保障的遊行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和言論及表達自由。
《蒙面法》侵犯遊行集會自由應該較容易理解，但為什麼《蒙面法》同樣侵犯言論及表達自由？因為一個人的蒙面行為可理解為一種「象徵言論（symbolic speech）」，即人們蒙面可能是表達某些情感和思想內容。律師 Stephen J. Simoni (1992) 曾撰論文提到有些人為了公開披露而蒙面隱藏身份，「他們的面具所提供的匿名性與他們的言論自由權密不可分」[1]。
眾所周知，美國為了對抗 3K 黨而有蒙面法；然而，在 1978 年一宗 Aryan v. MacKey 訴訟中，法庭處理一名伊朗學生申訴大學禁止他戴面具參與抗議活動，法庭最終判決那些面具已經成為當時「反對派的象徵」，故屬象徵性言論，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裁定大學的禁令無效。
除此之外，《蒙面法》亦明顯侵犯人民的私隱權（或匿名權）。法學博士 Evan Darwin Winet (2012) 就提到蒙面就像穿戴某些衣物一樣，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表達行為，由此獲得的匿名性亦屬個人隱私；因此，蒙面的權利可以受到《國際人權宣言》第 12 條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的「任何人的隱私 (privacy) 不得受到任意干涉」保障 [2]。
不過，即使《蒙面法》干涉以上幾種自由權利，政府仍然可以基於公共安全為重大社會利益為由，禁止危害公共安全、具威脅性的蒙面，因為這些條文賦予的權利都有限制條項，允許以國家安全、公共秩序等理由對其作出合理限制。律政司在記者會強調今次法條符合「比例原則」，就是希望證明此法符合限制條項的相稱性。
然而，香港《蒙面法》最大弱點（亦係最恐怖）是其適用範圍除了包括暴動和非法集結外，還包括限制具有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集會。換言之，如果有個受害人為了自身安全或私隱而隱藏身份，出席一個由頭到尾完全和平且有不反對通知書（超過 50 人）的集會，控訴自己被警方濫暴濫捕的經歷，同屬犯罪，警方仍然有權拘捕他；而這情況很可能說明《蒙面法》違犯狹義比例原則，因為它的適用範圍過寬，不合比例地侵犯沒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集會及表達自由。
原則上，如果一個遊行集會獲得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就表示警方認為該遊行集合足以受到警方及相關法律規管，並可合理預期不會產生公共安全的問題。故此，這類情況應該不受「公共安全」的限制條項約束。因此，我們有充分的法理依據質疑《蒙面法》裡第 3 條裡 (1c) 和 (1d) 並不符合狹義比例原則，不相稱地侵犯集會及表達自由。
現在，我想從「法治」角度討論這條法例。法學家富勒 (Lon Fuller) 提到法治的形式要求包括「融貫性」、「可現實性」、「確定性」及「明確性」等 [3] 。《蒙面法》的合理辯解條款包括的「宗教理由」和「先前存在的健康理由」，屬相當難證明的事情。
假如一個人自稱信奉伊斯蘭教甚或不知名宗教，需要蒙面，法庭如何判決這個人是符合「宗教理由」的合理辯解條款？即使控方使用外在的各種客觀條件作證據，亦無法否證一個人的思想、良心和信仰。另，何謂「健康理由」？「先前存在的健康理由」的範圍又是什麼？它不同於「醫學理由」，後者譬如可以用醫生紙加以證明，前者卻似乎難以檢證。假如一個人辯稱當日身體不適（例如鼻敏感）需要戴口罩，法庭基於什麼準則對此判斷？最後，保安局局長提到蒙面物品包括顏料，那麼化妝至與原貌不同阻礙識辨身份，是否屬蒙面違法？
假如一條法例存在那麼多不明確的元素，使得法庭和人民都無法有效執行相關義務，或不符合法律上的成本效益分析，這條法就缺乏法律內在的合法性要求。另外，法學家拉茲 (Joseph Raz) 亦指法律需要滿足「可預測性」 [4]，它要求人民能根據法律條文預測到政府的行動，不會誤墜法網，也能對於自己的生活作出合理的計畫，自由地行動實現自己的人生。而《蒙面法》（及《緊急法》）的模糊性及任意性皆無法滿足這項要求。
最後，值得留意，此法之惡還在於條文指明「任何人不得身處以下活動時，使用相當可能阻止識辨身份的蒙面物品……即屬犯罪」，這即是說，你在集會中戴口罩（且不符合它的免責辯護）阻礙他人識辨你身份，就立即犯法，不論你是否之後願意除下口罩（故不是警方要你除下口罩而你又肯除就不犯法），也不論你是否參加和平集會，也不論你是否很想保障自己的私隱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