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出現很多對「612人道支援基金」的批評，罷捐的聲音漸漸變得強大，並呼籲捐款往「星火同盟」。立場說在前頭，我兩邊也有捐款，也會抱着「不割?」的態度繼續信任及捐款給他們。捐款是個人選擇，如果你信任「星火」而不信任「612」，就請捐往「星火」，完全尊重。然而，我們應否呼籲罷捐「612」？或者應該問，究竟不信任「612」的基礎是什麼﹖一個抗爭基金應該如何運作﹖在這個敏感時刻，我想分享一些想法。
生產信任的三種方法
「不割?」、「不篤灰」背後講求的是一種高度信任，但信任是如何形成的呢？
Lynne Zucker曾提出三種信任建立模式，分別是以過程為基礎的信任（Process-based），即基於過去持續的交流互動所產生的互相信任；以特徵為基礎的信任（Characteristic-based），即基於個人或群體有相似性而較易產生信任，如對文化背景或血統接近的人較易產生信任；以制度為基礎的信任（Institutional-based），即基於具體的機制及規範而建立的信任。
如果是因為信任才捐款，那麼對「612」與「星火」的信任是基於完全不同的基礎—前者主要是以制度為基礎，後者是以過程為基礎。因為信任的基礎不同，很多對「612」的批評幾乎都沒有針對「星火」，例如有人指「612」現時動用的基金款項很少，代表對運動的支援不足，但他們能夠作出這項批評是因為「612」有交出財政報告，而沒有公開財務報告的「星火」卻沒有受到同樣的指控。另一個例子是「612」有交待在法律支援方便的批款原則，並指會全程跟進法律程序，但仍有指控「612」是讓泛民律師自肥，卻沒有人會指「星火」的律師自肥。
我在批判「星火」嗎？不是。「星火」在支援抗爭者方面有極佳的往績，聽說過很多個案，知道他們一直都盡心盡力，而他們過去支援所覆蓋的社會運動更多更全面，這些都是他們獲得信任的原因。如果借用Zucker的信任分析框架，因為他們獲得的是以過程為基礎的信任，所以就算他們沒有公開款項運用的資料，仍然獲得信任。
相反，「612」是「反送中」運動所衍生的抗爭基金，就算背後參與的人（不論是信托人還是律師）早有參與不同的社會運動，這個基金本身沒有歷史。他們何以獲得大眾信任？可能是借用信托人（吳靄儀、陳日君樞機、許寶強、何秀蘭及何韻詩）的名氣，算是以特徵為基礎的信任，以及基金運動的透明度，就是以制度為基礎的信任。這種信任現時不算穩固，因為就算「612」有提交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仍不可能交待每個個案的情況。再者，運動發展的速度很快，被捕者越來越多，基金原先的設計也不一定可以應付運動發展而生的新需求。不夠透明與應變力不足對以制度為基礎的信任是致命的，相信這是「612」現在面對困境的主要原因。
沒有制度可以滿足所有期望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也沒有制度可以滿足所有期望。有人抱怨「612」的經濟支援審批繁複，但如果過於簡單也會招來審批草率的批評；有人抱怨「612」的經濟支援金額不足，但如果金額過高也會招來沒有衡量如何持續支援運動的話柄。
這樣說不代表「612」是合理地審慎、審批程序已經是合理地簡單，但制度的好處是基金可以透明地公開程序及準則，並公開討論如何改善。當然，制度的壞處是討論過程普遍漫長且不靈活，以支援金額為例，政府的綜援金額何謂合理也討論了五十年仍有爭議。
另一方面，基金存在的目標也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期望，例如最近有聲音批評「612」資助其他團體在遊行租用音響的費用達廿萬，這筆款項可以用來買抗爭物資。大眾當然可以不認同這租用音響的開支，「612」也可以與大眾對話，但這基金本來就不是用來支援面罩等抗爭物資，兩者是否可以混合討論？
「612」要做的，大概只有盡量變得透明，並公開討論如何改善機制。雖然「612」已經不停解釋工作及交代工作進度，但相信透明度還可以有進步空間。然而，怎樣改善也不可能滿足所有人，而我們也不是必須同意「612」的做法。「不割?」的意思正正是就算不同意也可以透過理解與討論來共同前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理解一定有差異
雖然可以透過理解與討論來各自努力，但我們的理解一定有差異。以上述資助遊行租用音響為例，二十多萬當然是大數目，但我們有沒有研究過之前的大型遊行是否需要租用音響？之前遊行租用音響花費有多大？我們認為這筆金額大，是否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去理解搞一個大型遊行所需要的開支？如果我們了解後仍不同意，我們不同意的是資助租用音響，還是不同意舉辦大型遊行？
另一個例子是「612」雖然坐擁八千萬捐款，但至今所用的不多，是否真的可以援助抗爭者？這批評看似合理，但我們有沒有了解過法律程序與相關開支？雖然抗爭如火如荼，被捕抗爭者未來的法律開支大概是多少？現在批出的金額偏低，是因為支援不足還是因為有義務律師幫忙？在被捕抗爭者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八千萬是否夠用？還是太多？
在很多對「612」的批評中，很少看到這些討論。可是，不能理解是必然的，因為我們沒有運作過抗爭基金（相信「612」也沒有很多經驗），沒有籌備過大型遊行，也沒有打過官司。我沒有什麼建議，我只是覺得「不割?」、「不篤灰」的精神並非不思考不批評，而是在堅持各自努力的前提下，留下互相理解的空間。因此，希望各方可以更願意了解一個抗爭基金的運作與困難。
沒有完美的基金或同盟，應開拓渠道與多元捐款
因為有不同類型的信任，才可以說服不同背景、想法的人捐款；就算是以制度為基礎的信任，也可以有不同的制度設計，來爭取不同的捐款來源。「612」的設立方式或許較能吸引最大公因數的捐款，但其他以不同方式組織的籌款計劃都有其支持者，不論是「星火」還是其他買抗爭資源、請前線食飯等不同的小型籌款計劃（公開及不公開的），能夠吸引不同想法的捐款者，支援抗爭的不同範疇。
同樣原理，不同籌款可以冒的風險也不同，例如「612」要運作以年計來提供法律、醫療支援，，並需要管理大量捐款來應付龐大的法律開支，必須更小心避難被政府有理由凍結及充供資產，而彈性支援前線的計劃則可以用隱匿、以朋友網絡為基礎的方式快速進行，所以有不同的基金、同盟或籌款計劃存在才有可能全面支援抗爭。
「612」是以法律、醫療及情緒支援為起點，再拓展到經濟支援，並非全面支援所有抗爭範疇的基金。 捐款者得先了解基金成立的目的才捐款，避免期望落差。另一方面，雖然需要法律支援的被捕抗爭者越來越多，未來需要的支援金額難以估算，「612」也應該盡量交代估算，避免資源錯配。始終抗爭需要支援的範疇很多，包括辛勞的媒體，但大眾的資源有限，將資源適時放到適當地方也很重要。
信任的脈絡
在規模上，「612」已經成為同類籌款計劃的「大台」；在類型上，「612」也是最有制度的一個；在存在目的上，「612」提供的法律支援是較長線的。我們活在不相信制度的時代，進行不需要「大台」的運動，而大眾正處於「最後一戰」的氛圍，「612」怎樣看也是格格不入的。
過百日的運動聲勢浩大，訴求集中但不難想像抗爭者會有不同想法。要不同想法的人之間產生互相信任從來都是社會運動與革命難題，而不同的運動也有自己的方法。由雨傘運動到今日的「不割?」、「不篤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香港人一步一步尋找屬於港式運動的信任模式。
格格不入不代表不適當，而信任不容易建立。也許，運動面對最大的困難是逆轉不信任制度的潮流，儘管有心人都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