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心被示威者狙擊，抗議集團創辦人家族成員撐警不遺餘力。中大學生前天(23日)更在校內發起「和你塞善 Can」行動，堵塞由美心集團營運的善衡書院食堂（善 Can）。正如過往有任何影響社會運作的衝擊事件一樣，主流傳媒都會找商界代表發表高見，吹奏「和氣生財」論，含蓄地恐嚇怕亂的市民，向「搞事者」施壓，以達至維穩目的。大台最叻玩呢套，亦唔係今時今日之事。佢地鍾意搵記者訪問受遊行示威影響的店主，而總會得出生意受損、最衰都係班示威者的結論。
今次便有報章訪問自由黨黨魁鍾國斌。鍾國斌話，現時商界因害怕受針對而不敢出聲，營商環境已被破壞，商家會「無聲抗議」選擇不投資，憂市民最終「自食其果」。
這種損害投資意欲、嚇走投資者、搞到一鑊熟的論調，基本上可用來抹黑任何具規模的反政府行動，就算民陣搞個大型和理非遊行，一樣可以被人抽秤，話影響營商環境和氣氛，打擊經濟，損害香港人整體利益云云。（當然，這種批評聲音極具選擇性，決唔會針對向太古施壓的中共，唔會嚴厲譴責元朗恐襲狂徒和濫暴的警隊）筆者不能否認，確會有商家因環境沒以往般穩定而選擇撤資。但第一，要追究責任，當然是指向當權者，指向始作俑者，而不應(輕率)歸咎於被中共／港府打壓、被警察殘酷對待而作激烈反抗的民眾。
第二，商家有光環，投資越多越好、對社會有益無害的迷思，也是時候反省和修正的了。
金融海嘯後，全球量寬救市，導致資金泛濫，湧入房地產巿場，乃眾所周知的事。物業持有者，隨房產價格上升而受惠，但對小租戶和「無殼」港人來說，也意味生活成本持續增加，追求自主/自在人生的目標更艱難；而隨著創業和上車的門檻不斷提高，靠個人努力而突圍的成功率自然有減無加。換言之，資金湧入香港，若主要投進物業和股票市場，而非用來促進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只會令特定階層和部分行業人士獲益，一般市民未見其利，先見有害。
水貨客經濟是一個例子。中國對香港的奶粉、藥物或化妝品等有龐大需求，而北區舖位鄰近深圳，深具升值潛力。資金看中這種「商機」，湧入來賺快錢，玩財技，政府又沒有適當的對應措施，照顧社區的基本需要（一被佛利民信徒扣上「干預巿場」的帽子便水洗唔清），任由店舖的市值和租金飆升，令植根多年、服務本區兼具本土特色的小店短時間內大量消失，傷害居民的身分認同和感情，剝奪低消費者的生活權益。若香港有租金管制，或規定要有幾多百分比的商店用來維持一個社區的完整性，平衡各方利益，而不是任得投資者瘋狂改變社區面貌和本土生態，情況不會惡化得這般厲害，不會累積這麼大的民怨。
遺憾是，政府一向高舉「大市場、小政府」的旗幟，並得到雷鼎鳴、王于漸這些經濟學者的加持，用來合理化規管少到罔顧民生的金融／經濟政策（這並非說，政府一味加強規管便是好事，對市場及大資本如何設限，才真正有益於社會，要透過政府、商界和民間社會三方研商，確立共識）。大商家給套上光環，彷彿會點石成金，所以政府不宜限制佢地，等佢地整大經濟個餅，就會人人受惠(所謂涓滴效應)，但結果只是香港樓市連續9年全球最難負擔，貧富懸殊到每5個人就有1個窮，快樂指數則全球排尾七(請參考筆者《屬於大商家的和諧社會》一文)。
現實證明這種放任商家為所欲為的指導思想行不通，甚至是深層次矛盾的禍根（誰說不關economy的事？）。都說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那麼，迷信市場有自我調節功能，一樣有沉重代價，只不過主要由普羅大眾承受而已。當出街食一碗麵，半數以上的錢是流進地主的袋，不單樓奴，就連住公屋的人也逃不過大地產商的層層壓榨。而這個變相做牛做馬的進貢過程，已持續了幾十年，試問香港創造的大量財富，怎會不是慢慢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這場逆權運動，正好讓我們深切反省問題出在哪裡。尋求變革，並非仇富，並非要打倒大地主，改行大鑊飯制度（更不是給機會中共打壓港資來換血），而是要在照顧市民的居住權、文化和藝術等權利的前提下，有效阻止市場的掠奪行為，讓香港的經濟結構和文化慢慢調整，減市樓市的炒作／泡沬成分，巿民一點點回氣，再逐步提供助力，向成為宜居城市進發。短期而言，熱錢和中國遊客減少來港，使相闗的物業市值和租金下調，部分投資者和水貨集團難免損手，但同時會帶來洗牌效應，起碼一些不屬於大集團的小本經營者，可以有較大的生存空間。此所以不少人為十一黃金周內地民眾拒來港旅遊，以及水貨店接連結業而鼓掌，對商界撤資亦不像以往般感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