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創意書院曾兩次分享六四事件：一次簡述當時的歷史，一次說明現今講「六四」的意義。分享對應同代年青人的冷漠與疏離，不敢妄想成效，因我也明白大家的感覺——無感覺。
八九民運發生在我出生前恰恰十年，小時候知道「六四」除了「二十四」，還有某種特別意義。這類神秘數字有不少，像「九七」、「六七」、「零三七一」之類。當中「九七」算是較顯白，因為有假放又有煙花看，學校告訴我們那叫「回歸」。
至於「六四」，我只隱約知道當天會有很多人去維園集會，而不似是去行年宵的開心事。真正始有認識是中四的時候。六四事件是慘烈的，看著那些畫面，人不可能不生惻隱；然而我得誠實，有時我會想世界慘事繁多，六四何以特別與我相關？
對此我隱然自咎，又不明所以然，盡是矛盾。所以在跟同學分享的過程中，除了想遊說大家，更想疏理思緒說服自己。故選擇自己較有興趣的音樂作為切入，背景則落在香港。
一九八四年，中英兩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主權將於九七年七月一日移交中國。相隔五年發生八九民運，六四事件震驚全球，尢其主治權將歸於中國的香港。當時人心惶惶，更掀起移民潮，《慈祥鵬過聖誕》一曲反映了以上情況。詞中「慈祥鵬」一直問「我」要甚麼玩，答案全是「畀個Passport我」。「慈祥鵬」指當時中國總理李鵬，「我」指香港人，當時香港人的聖誕願望，或許真是移民避禍。又如歌曲《皆因一經過六四》中，「皆因一經過六四，成日送機，冇曬鄉里」同樣描述了當時的移民潮，原因固然是「坦克嘉年華無掟避 」。所謂「共慘黨殺到嚟，香港九龍新界無得避」，化身玉皇大帝是不可能，打救蒼生要求太高，只好移民自保。
兩首歌皆收錄於黃霑在八九年聖誕推出的專輯《香港 X’mas》，寫的是港人經過六四後的心情。聖誕在香港是消費慶祝的喜慶節日，《香港 X’mas》的曲帶來聖誕氣氛，詞卻盡是政治指涉。專輯充滿不協調感，像被稱為「六四屠夫」的李鵬是「慈祥」、聖誕禮物是「槍炮刀劍」、坦克車配嘉年華，皆格格不入。神奇的是，六四事件才剛過去半年，在這不安動蕩的背景下，人心該是沉重的，但《香港 X’mas》之風格竟這般抵死鬼馬。
「對！一經過六四，我們港人醒來了，睜大了眼睛。我們看清了事實，雖然仍然攪笑，可是這笑的背面有淚光。這笑與淚，在《香港 X’mas》中，表現了一些。」黃霑在文章這樣提到。
這番話讓我想起「禁歌」《六月飛霜》的一句歌詞：「最悲壯的，笑亦正常。」（詞人正是填寫《皆因一經過六四》的林夕）既然悲壯，為何笑？像政府殺害百姓、一介布衣面對一列坦克、清場清算清黑頭——荒謬感一生，便惹人發笑。在經歷慘痛、不安、無奈後，只想大笑一番。
又或事情真慘烈得難以直面，只好以戲謔調侃的方式把它「徵服」，作一種提振作用。若人只用負面情緒處理悲痛，只會更加泥足深陷，不能自拔；相反，當人把苦難視為笑話，便能釋放自己於悲痛之中，得以跳脫提拔，坦然面對。故「最大的笑聲是建築在最大的失望和最大的恐懼之上」，笑的背面有淚光，又讓人從傷感中解脫。
誠然，我總不禁欣賞港人在這方面的能力，調侃反諷的表達風格在香港文化裏十分常見。例如九一年電影《整蠱專家》，古晶（周星馳飾）食了「謊言豆沙包」後這樣說：「陳百祥係世界上最叻嘅人，袁木好誠實，李鵬係我哋最偉大嘅領袖。」又如九七年「棟篤笑」《秋前算賬》，黃子華拿出一份名單朗讀：「何鴻燊、李嘉誠、鄭裕彤、李兆基、羅康瑞、羅康瑞、郭炳湘、郭炳江、梁振英、曾鈺成、林貝聿嘉。」（皆表明支持八九學運）「如果真係有秋後算帳，我呢份嘢就值錢囉」黃子華打趣地說。
這些笑話針砭時弊，自有其時代性。然而八九民運是香港歷史中的大事，我們無一不受其影響，二十年多後，說唱組合「米奇老味神奇屋」又將其重提，推出專輯《黑社會主義好》，與《香港 X’mas》異曲同工，而前者內容更為露骨激烈。
見其中一曲《坦克車》開首的數句對話：
「同志，那個天安門的情況怎樣了？」
「對呀主席，我們的坦克車已經駛到天安門的外面了，over。」
「噢，我可以打飛機了沒有？ 」
「完全無問題啊，我們的車呔己經準備就緒了，over。」
「那，我們把他們轆死吧！」
他們代入獨裁者思想和行徑，以坦克車碾壓學生自娛。「吾爾開希一齣聲就即刻要比坦克車收皮，比啲車轆拆開啲皮，入面啲內臟跌哂出離。」歌詞都是偏激得有趣。「天安門母親，佢地兒子已經無肉身。」然而，這句詞又使我反思這種表達方式的弊處。其由一個簡單問題開始：「當真面對一眾『天安門母親』時，我唱不唱得出口？笑不笑得出聲？」
調侃、諷刺，會否把嚴肅的事變成一個純粹的笑話？「幽默」是種超脫於具體處境，以不同視野看待事情的能力；然而，有些情感必須設身處地才能感受得到，而其正為良知的發用。企高一層看事物，卻磨平了感受痛楚的能力，永遠以輕浮面對沉重，最終只會無所著落。
固然，香港人在逆境中仍能保持嬉笑怒罵的幽默感依舊值得欣賞，卻始終不是自立之道。除了哭與笑外，我們又可以嚴肅坦蕩地面對現況嗎？
梁柏練
2019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