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政治學者戴雅門先生接受紐約時報中文網採訪，發表了他對於香港近期局勢的分析。紐約時報中文網以《走向激進的風險》為題發表了這一訪談錄，其中談到了戴雅門先生對於示威運動中出現的暴力問題以及「無領袖化」帶來的風險等等的看法。本文將對這一訪談錄進行分析評論。
戴雅門先生首先認為香港抗爭著應該宣布運動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並應當針對長期目標，為之後的選舉進行準備。──這一判斷的前半部分恐怕不能得到香港抗爭者的認同，根據筆者在香港對一般示威民眾進行的採訪，以及近期形形色色的運動參加者的宣傳文案，可以看出香港抗爭者完全不認為運動取得了勝利──五大訴求全未得到積極回應，未來留存大量政治／法律風險，更不用說因抗爭而死去的幾條生命以及愈演愈烈的警民衝突帶來的巨大創傷。儘管我們很難說戴雅門先生提出的「取得了一定的勝利」這一的說法有違事實──畢竟港府的姿態確實比最開始要柔和了許多──然而，除去將否認階段性勝利的表態作為「哀兵必勝」的抗爭策略的成分，香港抗爭者對現狀及將來的悲觀認知，反應的更多的是實際情況──即是：目前微小的勝利不足道也。
而關於對未來的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所進行的準備工作，在抗爭者自殺事件發生後就已經可以看到「血債票償」這樣的標語──儘管這一標語被一部分抗者批評為傳統民主派利用死者的行為──可以看出香港示威者在一開始就有過加強議會鬥爭的打算，面對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以及明年的立法會選舉必然會打出反送中這一王牌來讓建制派蒙羞。
然而考慮到現時的反送中運動依然有着大量其他的目標，捨近求遠地希望抗爭者立刻著手準備選戰，顯得得不償失。現時反送中運動至少還有著兩類目標：
1. 實現或是逼近五大訴求中的具體目標──包括完全撤回送中法案、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方濫權等等；或是直接迫使港府接受民間要求，或是保持巨大壓力防止港府捲土重來。
2. 提升香港市民整體的抗爭意識，去除政治參與的恐懼，積累更多的抗爭經驗。這兩類目標，都具有極大的長遠意義，包括對於警權的制約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抗爭基礎的建立。當下的抗爭正是兼具短期與中長期目標的行動。
其次，戴雅門先生認為運動中暴力的出現──哪怕只是「對器物的暴力」──也依然對運動有著負面影響。戴雅門先生指出，這種暴力的出現，會損失一部分的民意支持，並導致港府有更多的理由進行強硬鎮壓。之後，戴雅門先生援引歷史案例，指出暴力抗爭在統計學層面上不利於民主轉型，並且提出香港的運動依然有步天安門事件後塵的可能性。
誠然，定量研究揭示了民主化轉型中暴力抗爭的負面影響，但這一評價很難為具體情景下的抗爭運動做出指導。思考香港的抗爭者是否將承受1989年北京的市民、學生的命運，需要做出更具體的考察。更多的鎮壓以及更少的輿論支持──這兩方面的損失確實需要正視。然而，我們也需要考察「暴力」的實施者可能的邏輯──考慮到能夠在立法會入口的現場自行組織會議做出決策的香港勇武派，將其一概斷定為憤怒沖昏頭腦的人士顯得過於武斷。
我們可以觀察到，儘管港府在71衝擊事件後得到了口實對抗爭者大加鞭撻，但也遭到了反對派對其長久以來惡劣態度的批評；同時，香港抗爭者也再一次把反送中以及香港面臨的政治課題擺到了國際舞台的最中心。我們可以從實際的政治利害的變動中猜測香港勇武派具有這樣的鬥爭邏輯：通過行動升級，除了給港府帶來更多的鎮壓成本之外；也不斷地降低國際社會對香港這一世界經貿中心的現時評價以及未來預期，從而破壞香港對於港府背後的北京政府而言的經濟上的利用價值，同時增加曝光率來給國際社會更多的機會介入香港議題（這更多的是政治層面上的，比如蔡英文對於北京試圖向台灣推廣的「一國兩制」的批評等等），從而改善香港抗爭者的處境，給港府以及北京更多地施壓。──毫無疑問地，這是一種玉石俱焚式的考量。這種考量，可以說是對於內地輿論中「香港反對派就是想挾洋自重、搞亂香港」這一類指責的無奈回應：
1. 國際有友人
2. 不破則不立。
我們可以簡單總結勇武派行動升級帶來的成本與收益──成本：港府更強硬的鎮壓以及可能因此減少的民間支持與國際輿論的聲援；利益：增加港府鎮壓成本，減少政權方面利益，提高國際關注度。需要說明的是，在國際關注度提高的前提下，即便國際社會對香港抗爭者升級的行動不做正面評價，香港抗爭者升級的行動也依然可能使國際社會更多地在更廣泛的議題上站在抗爭者一邊。正如戴雅門先生所指出的那樣，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這是一個策略問題。需要補充的僅僅是：利害的天枰究竟傾斜於哪一邊，尚不得而知。
在此之後，戴雅門先生談論了對於「無領袖」、「去中心化」的憂慮，主要有三個方面：
1. 協作，行動者們能否共同行動，互相幫助。
2. 紀律，是否可以防止帶來負面影響的過激行動
3. 戰略戰術，包括適時的降溫等等。
第一，抗爭者能否相互協作，在香港去中心化的抗爭中顯得基本不是一個問題。在戰術層面上，諸如7.1的衝擊行動或是各次街頭示威行動中，抗爭者們開會決策、傳遞物資、調派人手、互相保護，顯示出了公民社會強大的協調能力，彼此互不相識的抗爭者能夠有效合作，宛如一台巨大的抗爭機器上的一個個組成部件。唯有在與警方激烈對抗的時刻，「無大台」導致無人能在短時間內作出具有足夠號召力的決定令整個抗爭人群進退一致──這一點顯得稍稍有些不足，目前暫時只能以「後方人員尊重前線的決定」這一原則來進行彌補。在戰略層面上，「去中心化」的抗爭運動沒有出現以往常見的分裂態勢，反而發展出了一套「不割席」、「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行動倫理。這配合上去中心化運動使得政府難以靠打擊特定領袖人物來壓制運動的這一天然優勢，使得本次反送中的抗爭運動極具韌性。
第二，抗爭者能否維持運動中的紀律，防止過激行為破壞整個抗爭行動的道義正當性──這是一個值得分類討論的問題。近期沙田示威行動中，在示威者躲入商場後，警方包圍商場並大舉攻入商場迫使示威群眾進行「困獸之鬥」。其中，有一位落單警員遭到抗爭者圍毆，幸得一位記者保護。這一事件若是被批評為破壞紀律的暴徒行為，則顯得沒有多少說服力：在當時極度混亂的情形下，已不可能有任何「紀律」存在的可能性。
而在情勢較為平和的示威運動中，如果有示威者臨場欲做出過激行動，極可能會有旁人進行勸阻。以筆者親身經歷為例，6月30日晚間立法會「煲底」附近有《無線新聞》的車輛路過。該車輛立刻被聚集在「煲底」的抗爭人群包圍，包圍行動持續數分鐘，其間人群對其進行批評，也有拍打車門的行為；但與此同時，也有多名學生手拉手在車輛和人群之間豎起一道防線，之後護送《無線新聞》車輛離開。我們可以認為，去中心化的運動同樣具有自我約束的功能，既然有行動者可能憑自己的信念做出過激行動，也自然有行動者會憑自己的信念進行制止。
需要討論的是，一定數量的抗爭者事先進行準備，或是在平日或是在大規模遊行時實施過激行動，這類小團隊式的行動將很難被其他抗爭者自發阻止。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有領袖的中心化運動中，抗爭行動的領導者也很難對這類小團隊式的行動做出約束，反而更易受到過激行動帶來的負面影響的衝擊。
第三，去中心化的運動能否靈活調整戰略，在適當的時候進行降溫。近期香港的抗爭運動，多是在外部刺激（如政府的表態、特定的事件或紀念日）的前提下，由不知名的抗爭者通過網絡進行討論、決策，之後擴散至大量市民之中。誠然運動最初的推動者必然是無名的積極分子，但這種對政治參與的積極態度並不一定意味著對更激進的行動選項的偏好。同樣的，（如果我們假定某一個時刻是需要降溫的，）在需要降溫的時刻，抗爭者自發的討論決策也並不一定偏離最佳選項，並不能單純地認為調門最高的討論者一定最能獲得憑自身信念參加抗爭的其他市民的支持。以7月28日獨立媒體網報導為例，有示威者欲提出極其激進的「八大宣言」，然而尚未讀完即被其他抗爭者批評制止。對於領袖個人更能夠適時降溫的判斷，與認為抗爭者自組織的情況下難以適時降溫的判斷，都缺乏依據。
筆者認為，去中心化的抗爭運動存在以下兩個風險：
1. 難以與政府進行交涉。
2. 更依賴外部刺激來維持運動的熱度。
第一，「去中心化」、「無大台」使得政府難以與反對勢力進行談判。這一情況也出現在過去的大量抗爭運動中。較為知名的一幕例如八九運動中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氣急敗壞地質問學生「你們誰說了算」。在如今的情勢下，港府若是想要和反對派進行交流，只能直接回應民間提出的幾大訴求，然而，這幾乎是難以想像的。
需要指出的是，導致無法談判的「去中心化」出現的一大原因，即是政府打壓民間領袖。在雨傘革命後，大量的民間知名反對勢力遭到打壓。今次出現「無大台」而無法談判的情形，使得港府施政更加困難，實屬港府自掘墳墓。
第二，去中心化運動更依賴外部刺激來維持運動的熱度。「去中心化」確實具有更多的民間基礎，使得運動更易推廣，但與此同時運動的熱度也更多的依賴外界刺激給抗爭行動者的帶來的觀感與信念上的衝擊，而無法依賴領袖一定的動員能力。另外領袖更具有創造議題、設定議題來發動推廣運動的能力。
港府雖然無一回覆民間訴求，但頻頻做出一些示弱的姿態──這種將運動拖入消耗戰，旨在減少對抗爭者的刺激來阻礙運動的推廣與深化的行為，顯得更具威脅性。然而，近期警隊的不當行為以及元朗發生的黑社會襲擊，將港府再一次推上了風口浪尖。「不要溫和地走入那良夜」，恐怕更應該成為今次運動的一大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