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
種族隔離是合法的，
納粹屠殺是合法的，
奴隸制度是合法的，
殖民主義是合法的，
合法與否，
與公義無關，
關乎的是權力。
在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的情況之下，近年年青人走上街頭的次數愈來愈頻密，人數愈來愈多，衝擊力度亦愈來愈大。有些人以為這都是些由政黨、社團，甚至乎是「外國勢力」組織動員的示威、遊行，又或是一些被爸媽寵壞了的年青人的任性行為。他們不會去問，或許亦沒有辦法理解，為何會有人願意在力量如此不對等的情況之下，作出對抗。
可能，這就是烏克蘭猶太裔導演尤杜洛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所說：「在籠裡出生的鳥兒，會認為飛翔是一種疾病」。
筆者勉強算是個八十後，成長在香港繁盛時期。那個年代也見證了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國改革開放，世界經濟急速增長。1992年，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揚言西方自由民主已經得勝，人類政治意識形態亦已發展到盡頭。
今天，你不用身為時事評論員，也可知道世界仍然在變。右傾的民族主義者已在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日本、土耳其、菲律賓、巴西等地成為一國之首，其中絕大部分更是經民選上台。
像筆者這種在此段時期成長的香港人，自幼就被灌輸要奉公守法的觀念，而社會環境似乎亦沒有甚麼催迫我們要去示威、抗爭。故此，我們很容易會認為那些上街、佔領、罷課的年青人都是搞事之徒。再上一輩的，儘管經歷過戰亂、文化大革命、六七暴動，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許多人亦已把那段記憶有意或無意地遺忘。
或許，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當中很多都已經「上岸」，多多少少享受到經濟起飛的紅利。社會不穩，影響到股巿樓巿，對他們是大忌。當然，也有許多人是手停口停，那還有時間認識甚麼是堅尼系數，更莫說要參與社運。亦有不少是苦口婆心，不願見年青人走上街頭，以身犯險。還有很多是事不關己，己不勞心，今朝有酒今朝醉。
大學畢業之時，剛好遇上沙士。有一次面試之後，與另一位應徵者同坐巴士，閒聊了幾句。他說，假若找到工作的話，第一件事是要申請公屋。筆者當時無知，以為公屋應留給有需要的人，現在才知道原來他是先見。那位被DQ的年輕女議員，雖然語出驚人，可是細想之下，其實所言也不無道理。試問年青人若有衣有食有住的話，還有多少人會如此主動自發地走上街頭向當權者說不？
筆者年輕時，以為社會公平公正，政府關注民生是天經地義。長大後，看多了聽多了，始發現不公似乎才是人類社會的常態。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原來是許多人的行事為人準則。怪不得彌迦先知說，上主所要我們的，就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祂同行。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在太平盛世之時，當然沒有難度，在社會紛亂之際，要實踐又談何容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說易行難。
以前讀出埃及記時，對古以色列人要呼求離開的原因，甚麼叫「為奴之家」，感覺不大。直至親到以巴地區察看，才很實在的體會到何謂生活在壓迫之中。看著那些用催淚彈殼做的掛飾和花盆，既有趣，又無奈。怎知，幾年後這個所謂繁榮，卻在貧富懸殊領先全亞洲的東方之珠，也同樣被催淚煙淹沒了。上星期，隔著手機螢幕再次看著催淚彈射向廣大人群，催淚瓦斯好像能透過電子信號傳送似的，使人淚滿盈眶。出埃及記中的埃及人，是在合法的情況下欺壓古以色列人。當時的埃及法老，也認為那些希伯來人是生事麻煩之輩。
合法，不一定合乎公義。
當一個又一個基建工程在建制護航下在議會順利通過之時，醫院裡排隊求診的公公婆婆卻是萬里長城長又長；前線醫護的壓力，不是幾顆咖哩魚蛋就可以舒解的；為了討好權貴，又或是自我審查，教科書在談論六四時也要顧左避右 ；還有那曉得讀心術的選舉主任，以及鼓勵公民參與的建制掌心雷。當我們看著權貴在合法的制度下賺盡好處，許多普羅小市民就要捱更抵夜才得兩餐温飽，夜了卻還要睡在麥記或劏房。政府和建制有權用到盡，又以各種行政手段合法地打壓異己，卻又不見得以同樣熱心去改善民生，已成常態。於是，他們在推動修訂《逃犯條列》之時，也以為可像過往一樣，用制度暴力強行通過。
然後，執法人員為我們上演了《消失的委任證》、《催淚彈與你》、《布袋彈奇遇記》、《五個人的暴動》、《記者，你媽媽好嗎》、《神秘速龍對決自由x》。筆者明白並非警隊提出要修例，可是，難道我們要用同一把尺放在那些乳臭未乾的示威者，以及「專業」和「訓練有素」的你們身上才算合理？請問你們是否還記得自己是從「公」帑領薪的「公」僕？上週日，筆者看著灣仔警署外那幅寫著「專業」、「關懷」、「公正無私」的巨型招聘海報，心中感慨萬分，至今仍是無言。
當政府至今仍只懂以謊言及回避來回應，「大話山」也快要超越大霧山成為全港最高。月薪三十萬的保安局長，在立法會之內成為了背誦面試金句的小朋友，另一邊廂的律政司長就仍在閉關自守，還有那批失蹤了的行會成員。或許，我們在香江也要成立再教育營，讓政府和執法人員去上一課「價值觀重整之旅」，好好重頭再學習甚麼叫做「公」僕。當執政執法的人，常常為求便利去帶頭破壞法治，就請不要再厚著臉皮叫我們奉公守法，you can't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可悲的是，有些巿民仍處於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之中，又或早已為利益埋沒了良心，直到此時仍然繼續為修法辯護。筆者大膽地想，若是當年那些被送往集中營的猶太人作反，這些人可能還會去責備他們為何要「違法達義」。
港人本來一向熱愛同胞，血濃於水。華東水災、98洪水、汶川地震，捐款往往源源不絕。可是，當我們看見的是「一國兩制」漸漸變成「一國一制」，實在又難怪今天年輕一代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是如此強烈。其實，旁觀者清，只不過在上者沉醉於權力之中，看不見前面是懸崖而已。
當然，我們也無需過份浪漫化抗爭者和反對派，此刻的雞蛋，隨時可以在下一刻化成高牆。然而，因其中極小撮人的行為就以偏蓋全地毀謗全群，試問巿民是否也要把執法人員全都視為無恥野獸？說到底，始作俑者是誰？擁有公權力的人是誰？濫用公權力的又是誰？
筆者重申，政府為了長遠著想，應設立獨立委員會徹查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引起的社會衝突。追究責任其次，更重要的是為了社會日後的發展能有規有矩，重拾正軌。還望執政者能實實在在的追求公平法治，而非恃法治港。你們自己「奉公」，廣大巿民自然就會樂於「守法」。
筆者反對暴力，雖不同意但理解為何被壓迫之人會使用暴力；
筆者更反對當權者濫用公權力，特別是用來利己和踐踏人民。
後注：筆者絕非要鼓勵巿民犯法，惟掌權者在期望大眾守法之時，需要先自我反省，才能推己及人。
（原文於2019.6.21刊登在筆者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