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迎來其政治生涯最重大的一次危機：一、他籌組的聯合執政聯盟因與哈馬斯簽訂停火協議而出現分裂[1]；二、其聯合執政聯盟一直對以色列最高法院於2017年9月就以色列《兵役法》的釋法裁判的取態存有分歧[2]；三、他和他的妻子身陷貪污醜聞，面臨司法機關起訴的危機[3]。各種不利內塔尼亞胡的消息接踵而至，迫使他把原定為今年11月的以色列國會大選提前至今年4月舉行。然而，兜兜轉轉，以色列總理一職再一次落在內塔尼亞胡的手上。如無意外，他在任總理的年期勢必超越開國總理古本利安（David Ben-Gurion），成為以色列史上任職總理最長時期的政客。[4]
到底為何內塔尼亞胡能夠力挽狂瀾避過敗選的危機？他的連任又會為以色列和中東局勢帶來甚麼潛在影響？本文將詳盡分析之。
以國人民跪拜撒旦 特朗普背後加持
首先，內塔尼亞胡為求催谷以色列的右翼票源而無所不用其極。他眼見選情爭持激烈，所以在大選前已選擇「與極右政黨『猶太人家園黨』結盟，為對方預留兩個內閣職位，條件是它與另一極右政黨『猶太力量黨』（主張禁止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通婚、把巴人遷移至鄰近阿拉伯國家）合併」。[5] 尤有甚者，他不惜在選舉前夕宣布，倘若他能夠成功連任總理一職，他將會帶領以色列正式吞併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此外，其實，內塔尼亞胡的政治立場右傾已非一朝一夕的事，但他在深受醜聞困擾的情況下仍能得到為數不少的選民支持，足證不少以色列人民是右翼主張的忠實支持者。[6] 亦可以這樣說，內塔尼亞胡多年來一直擅於利用民眾的恐懼感和煽動他們的仇恨情緒來轉移視線，藉此謀求自身的政治利益。[7] 他多番假借上帝之名實施壓迫阿拉伯裔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但民眾對他提供的虛妄安全感頗為受落（縱然這些舉動會使中東醞釀更大的動盪不安）（港台製作的《頭條新聞》便以迪子主唱的「拜猶太的人」一曲（填詞：陳詠燊）來諷刺內塔尼亞胡：「……換上偷呃拐騙為正義 何用再裝幼稚 哪個才是高尚 哪個離地向上 任那些魔鬼扮成偶像……」）。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前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班尼．甘茨（Benny Gantz）在選舉前被喻為內塔尼亞胡從政以來最具威脅的對手，但由他和前以色列財政部長拉皮德（Yair Lapid）組成的藍白聯盟（Blue and White）只是針對內塔尼亞胡的醜聞和以色列有變成獨裁神權國度的危機這兩點來大造文章[8]，他們在國家安全的議題上，例如對哈馬斯、伊朗、黎巴嫩（真主黨）等的立場則與內塔尼亞胡的分別不大。更具體地說，甘茨既承諾竭力維護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戈蘭高地、加沙（他強調自己在加沙戰爭發號施令時殺死很多「恐怖分子」）及西岸（雖然他曾表示會考慮撤出西岸定居點）問題的既得利益[9]，又不敢積極拉攏阿位伯裔選民的支持[10]，可見他本身亦十分忌諱得失龐大的右翼支持者。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內塔尼亞胡已在以色列政壇打滾多年，但他並沒有受到年輕選民的唾棄。以色列民主研究院（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的選前民調結果顯示，在65歲或以上的受訪者中，甘茨（53%）的支持度領先內塔尼亞胡18個百分點，但在18歲至24歲的受訪者中，內塔尼亞胡的支持率為65%，大幅拋棄甘茨的17%。[11]
當然，內塔尼亞胡一直得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偏袒，這亦有助鞏固內塔尼亞胡在右翼陣營的支持度。繼前年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和把美國駐以大使館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以色列國會選舉約三個星期前不惜違反國際法也要高調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擁有主權。[12] 此外，在以色列選舉前24小時，特朗普宣布把以色列在中東的一大敵人伊朗革命衞隊列入恐怖組織。[13] 甚至乎，特朗普對內塔尼亞胡的放縱在一度程度上也加劇了後者在西岸殖民區實施定居點政策的風行雷厲程度。[14] 有關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諱也要硬挺內塔尼亞胡的原因，眾說紛紜：有人認為他們二人是世交，互為表裏本是平常事[15]； 有人認為他們的政見相近，他們又有共同的金主，例如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CEO謝爾登．阿德森（Sheldon Adelson），加上他們面對類似的政治處境，例如面臨司法部門起訴的危機，使他們更為惺惺相惜[16]；又或數者皆有之。不論特朗普持甚麼動機作出上述的舉動，也會有相當部分的以色列的選民把內塔尼亞胡連任與以色列得到美國撐腰劃上等號。尤在不少以色列民眾擁抱右翼勢力的前提下，特朗普為內塔尼亞胡助選的效果更為明顯。
阿裔巴勒斯坦人民對以色列不義選舉感絕望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和阿拉伯裔選民的舉動亦間接助長內塔尼亞胡繼續雄霸以色列政壇，例如前者在以色列選舉前數星期向後者發射火箭炮[17]，激起以色列選民的不安情緒，後者沒有積極協助甘茨撃退內塔尼亞胡，反而醞釀一股抵制大選的聲音，「連以色列最大阿裔城市拿撤勒（Nazareth）市長阿布穆克（Morsi Abu Mukh）都表明不會投票」。[18] 雖然有調查指支持杯葛大選的選民只佔約10%，但相關主張在社交媒體得到廣泛的流傳。[19] 以色列民主研究院研究員Arik Rudnitzky亦表示，阿裔選民的投票率由2015年的63.5%大幅下降至是次選舉的49.1%。[20]
然而，這些舉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巴勒斯坦人和阿裔選民對不義選舉的控訴，背後折射出他們的無力感。對他們來說，甘茨在是次選舉工程只是針對內塔尼亞胡的貪污醜聞作狙擊，在保障他們的權益上卻着墨甚少。[21] 甚至乎，甘茨表明會捍衞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地帶的既定立場。從巴勒斯坦人的角度來看，這意味着他們備受打壓的情況將會延續下去。[22] 此外，部分阿裔選民對自己昔日支持的議員未能阻止內塔尼亞胡通過《以色列猶太民族國家法案》感到失望，無力感油然而生。[23] 他們遂認為，不論由內塔尼亞胡抑或甘茨勝出上個月的大選也無明顯的分別。
不過，長此下去，這些做法甚有可能會產生惡性循環。哈馬斯固然是以色列長期壓迫巴勒斯坦人所催生的恐怖組織，它每次向以色列發動武力襲擊也得到不少巴勒斯坦人的支持或同情，但與此同時，以色列右翼勢力的支持度亦因此得以鞏固。[24] 儘管著名中東問題專家亞朗．大衛．米拿（Aaron David Miller）今年3月在《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發表文章分析指，哈馬斯和以色列右翼勢力彼此也需要對方的強硬回應來增強自身的政治認受性（一旦其中一方失勢，另一方也失去政治動員的能量），因此雙方是弔詭共存的[25]，但雙方過往已多次出現擦槍走火的情況，最後受苦的仍是無辜的巴勒斯坦平民。
同樣地，阿裔選民杯葛以色列大選只會進一步助長以色列右翼勢力壟斷政壇要職，屆時以色列國內的非猶太裔人民將承受更大的壓迫。[26] 還值一提的是，是次以色列大選前，阿裔政黨聯盟「共同名單」（The Joint List Alliance）因未能做好候選名單的協調工作而分裂成和平與平等民主陣線-阿拉伯復興運動陣營（Hadash-Taal party）和巴拉德黨-阿拉伯聯合黨陣營（Balad-Ram party），最後合共僅取得10個議席，較2015年選舉少3席，阿裔政黨聯盟廣告主管Musa Hassdiyeh便會責任歸咎於部分阿裔政客過於自我中心。[27]
無論如何，內塔尼亞胡連任以色列總理已成定局，此事對以色列、中東和整個世界均影響深遠。
內塔尼亞胡有罪不罰 民主法治備受質疑
首先，內塔尼亞胡多年來極盡欺壓巴勒斯坦和阿裔人民之能事，選舉前又面臨一系列的貪污詐騙的醜聞，但他不但沒有受到選民的懲罰，而且還有望借助民意向檢察機關施壓令對方撤銷對其的起訴[28]，這完全與保障人權自由（包括少數族裔）的民主精神和司法獨立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馳。[29] 亦可以這樣說，不少以色列選民並非真誠擁護民主價值和法治精神，他們只希望能夠由魅力型的強人領袖能夠帶領以色列繼續走向繁盛，但這恰恰是民粹主義崛起的溫床：極右政客可利用鬼魅的言語偷換概念，把仇外主義和維護國家安全劃上等號誤導大眾。[30]
甚至毫不誇張地說，內塔尼亞胡長期雄霸以色列政壇的例子得到世界各地不少極右政客的頂禮拜膜（其實，2017年，日本右翼首相安倍晉三亦以解散國會提前大選的策略來應對「森友學園」、「加計學園」醜聞的困擾），歐洲極右勢力更將恐懼伊斯蘭的情緒與支持以色列右翼勢力扯上關係。[31] 美國總統特朗普亦借助內塔尼亞胡的事例推盤沙演如何應付被司法起訴的危機。[32] 未來一段時期，選民能否借助選舉制度修正右翼民粹持續崛起的風潮，實存疑竇。
以色列勢必全面右傾 巴勒斯坦建國遙遙無期
是次以色列大選結果象徵着選民授權內塔尼亞胡實踐極右外交政策，國內左翼的勢力則嚴重被邊緣化。過往斷斷續續成為以色列執政黨逾40年的中間偏左政黨以色列工黨遭受史上最嚴重的一次選舉失利，總得票率只有約5%[33]，其在國會議席的總數僅得6席，較上屆大跌13席。這意味選民連同它承認巴勒斯坦人民擁有自決權的主張也一併否決，其所提出的「兩國方案」已經壽終正寢。[34] 只要內塔尼亞胡一天坐穩以色列總理的寶座，巴勒斯坦人也難以看見獨立成國的曙光（不被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地帶進一步打壓已屬萬幸）。[35]
無論如何，巴勒斯坦人也須為建國希望愈趨渺茫的困局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他們在以巴磋商「兩國方案」的過程中大規模參與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義表明心跡不輕易妥協[36]，使相關的談判無疾而終，如今身在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又出現嚴重的分歧[37]，爭取建國的力量自然更微不足道。不過，箇中的詳情又牽涉一系列巴勒斯坦內部的恩怨情仇史，或許待以巴問題出現下一個重大轉捩點時再跟各位讀者一起溫故知新。
註釋：
[1]「前國防部長利伯曼因不滿內塔尼亞胡政府與哈馬斯停火的決定，於去年11月辭職，並和其所屬的右翼政黨Israel Our Home黨友退出執政聯盟，使內塔尼亞胡執政聯盟於國會中只有61席。」，見張熲燊：〈司法部三刀架頸 強人總理難安寢〉，載《信報》，2019年4月6日，A19。
[2]「[……]按照以色列《兵役法》規定，無論男女，年滿18歲均須服役，男性服役3年，女性則兩年，每年亦須服後備役，而阿拉伯裔公民和哈雷迪猶太教徒則獲豁免。
然而，2017年9月，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定免除哈雷迪猶太教徒入伍，乃違反憲法和對其他國民造成歧視，並給予以色列政府一年時間提交另一法案，以保障國民平等待遇。[……]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徵兵法案裁決不僅引起哈雷迪猶太教徒連續示威，國會中哈雷迪猶太教政黨對此裁決亦持反對意見，令執政聯盟中成員難有共識，國會中的反對聲音亦不容忽視。」，參考同上。
[3]「內塔尼亞胡及其妻子分別被指控不同罪名，以色列司法部長目前雖然未對內塔尼亞胡作出起訴，但他的妻子已被控告挪用公帑、欺詐和背信罪。以色列司法部長指內塔尼亞胡牽涉三宗案件：涉嫌行賄當地大型電訊公司Bezeq以換取其旗下新聞網站報道利好他的消息、協助以色列報紙《新消息報》（Yedioth Ahronoth）打擊商業對手而該報則只報道他的正面新聞、透過迂迴途徑收受富豪朋友的巨額餽贈財物。」，參考同上。
[4]〈以色列：21世紀的種族隔離暨殖民大國〉，載《香港01》，2019年4月12日。
[5]〈極右當道 溫和聲音成永訣？〉，載《香港01》，2019年4月10日。
[6] Shmuel Rosner, “Why Israel still loves Bibi,”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12 April 2019, p. 14.
[7] 面對貪污醜聞纏身，內塔尼亞胡計劃說服公眾這僅是以色列左翼和伊朗謀密推翻他的政治手段，see “Netanyahu’s re-election spells trouble for Israel,” in Financial Times, 11 April 2019, p. 8.
[8] Bernard Avishai, “Netanyahu, Gantz, and Five Scenarios for the Israeli Election,” in The New Yorker, 7 April 2019.
[9] Ian Bremmer, “An Israeli general presents the first real threat to Netanyahu in a decade,” in TIME, Asian edition, Vol. 193, No. 10 (18 March 2019), p. 17.
[10] 簡恒宇：〈阿拉伯裔選民對勝選舉足輕重 巴勒斯坦議題卻徹底消失〉，載《風傳媒》，2019年4月8日。
[11] Bernard Avishai, “Netanyahu, Gantz, and Five Scenarios for the Israeli Election,” in The New Yorker, 7 April 2019.
[12] 「[……]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以色列藉撃敗敘利亞、約旦和埃及聯軍的氣勢順勢攻佔戈蘭高地，繼而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中力拒敘利亞重奪戈蘭高地的嘗試。自此，以色列在實際上控制了戈蘭高地三分之二的領土。
問題的關鍵，是國際社會從不敢明目張膽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擁有主權。1967年六日戰爭後，聯合國安理會迅速通過『242號決議案』要求以色列撤出戈蘭高地，當第六任以色列總理貝京在1981年決定正式吞併戈蘭高地後，敘利亞立即向聯合國安理會作出投訴，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致重申以色列重兵屯駐戈蘭高地有違國際法，時任美國總統列根更一度暫停向以色列售賣總值約3億美元的軍備，以及停止執行雙方簽定的國防合作備忘錄。」見楊庭輝：〈戈蘭高地的主權爭議〉，《左右紅藍綠》，2019年4月4日；但以色列認為她佔據戈蘭高地有實際的國家安全考慮，例如以色列駐港總領事詩愛華接受明報專訪時「強調該地區歷史上曾是古代以色列的領土。她指摘敘利亞讓盟國伊朗派無人機進入戈蘭高地領空，甚至邀請真主黨在該地區施襲，因此以色列有國家安全的實際考慮。
戈蘭高地在《舊約聖經》稱為巴珊（Bashan），曾被古以色列人攻佔，到王國分裂屬北以色列國，後來滅亡於亞述。但歷史上該地區更長時間是由其他民族控制。以色列官方一向主張六日戰爭屬『自衛』（self-defence）性質，不同於對外侵略，因此擁有戰爭所得土地的主權，像總理內塔尼亞胡便宣稱，華府的承認體現了這項原則。」，見周宏量、林康琪：〈「自古以來領土」 駐港領事撐佔戈蘭高地〉，載《明報》，2019年4月8日，A19。
[13] Edward Luce, “Trump helps stalwart Netanyahu remain in global populist hub,” in Financial Times, 12 April 2019, p. 5; “Netanyahu’s Triumph,”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1 April 2019, A16.
[14] Thomas L. Friedman, “Trump and Congress: Loving Israel to death,”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27 March 2019, pp, 9, 11.
[15] 「內塔尼亞胡與特朗普可謂識於微時，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內塔尼亞胡仍是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經常出席紐約政經場合，認識特朗普父親，與特朗普亦有來往。2016年美國大選後，內塔尼亞胡除恭喜特朗普，更指特朗普是『以色列真正朋友』，重提二人認識多年。當然特朗普亦沒有辜負內塔尼亞胡的友情，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搬遷大使館，更在以色列大選前，不理各國反對，一意孤行承認以色列擁有戈蘭高地主權，助選意圖昭然若揭。」，見黃家欣：〈內塔尼亞胡踏着兄長光環登頂〉，載《信報》，2019年4月6日，頁A20。
[16] Thomas L. Friedman, “Bibi Trump and Donald Netanyahu,”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12 April 2019, pp, 12, 14.
[17] 〈特朗普承認以色利戈蘭高地主權 全為幫內塔尼亞胡助選？〉，載《香港01》，2019年3月22日；Felicia Schwartz & Dov Lieber, “Political Worries Fuel Israel-Hamas Clash,”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7 March 2019, A8.
[18] 簡恒宇：〈阿拉伯裔選民對勝選舉足輕重 巴勒斯坦議題卻徹底消失〉，載《風傳媒》，2019年4月8日。
[19] Joshua Mitnick, “How Israel Marginalizes Its Arab Citizens,” in Foreign Policy, 15 April 2019.
[20] Ibid.
[21] Hagal El-Ad, “In Israel, a so-called democracy,”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8 April 2019, pp. 1, 11.
[22] Raja Shehadeh, “We are too weak to stop Israel,”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6-7 April 2019, p. 8.
[23] Joshua Mitnick, “How Israel Marginalizes Its Arab Citizens,” in Foreign Policy, 15 April 2019.
[24] 「哈馬斯需要透過不定期發射火箭炮維持武力對抗以色列的形象，以及藉此迫使以色列作周期性的政治和經濟讓步，例如釋放部分政治囚犯、放寬加沙地帶的人流和物資出入等。若以色列以高壓手段作回應，則可增加哈馬斯繼續維持勇武抗爭的政治正當性。
然而，哈馬斯並不希望誘發以色列大規模鎮壓。畢竟，以巴雙方軍力懸殊，巴勒斯坦並無勝算。此外，雖然以色列已從加沙地帶撤軍，但她仍牢牢地掌控當地的經濟命脈。若激發以色列進一步經濟制裁加沙地帶，哈馬斯無疑是自討苦吃。
另一邊廂，雖然以色列不滿哈馬斯發動恐襲，這組織亦令巴勒斯坦人變得愈趨激進，但容許哈馬斯在加沙地帶保持活動，可能已是眾害相權取其輕的選項。徹底摧毀哈馬斯固然會大量損耗以色列的財力和軍力，但更嚴峻的問題是，此舉會導致加沙地帶出現權力真空，讓更具威脅的恐怖組織取而代之。其實，哈馬斯的抗爭策略不但有助鞏固以色列鷹派的支持度，而且會削弱巴勒斯坦與美國及以色列磋商達成世紀交易的團結度。」，見楊庭輝：〈以國鷹派當道 大選無助和平進程〉，載《信報》，2019年4月6日，頁A20。
[25] Aaron David Miller, “Israel and Hamas Need Each Other,” in Foreign Affairs, 29 March 2019.
[26] Joshua Mitnick, “How Israel Marginalizes Its Arab Citizens,” in Foreign Policy, 15 April 2019.
[27] Ibid.
[28] Isabel Kershner, “New front in Israel: Immunity,”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12 April 2019, p. 4.
[29] Hagal El-Ad, “In Israel, a so-called democracy,”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8 April 2019, pp. 1, 11; Thomas L. Friedman, “Bibi Trump and Donald Netanyahu,”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12 April 2019, pp, 12, 14.
[30] Martin Wolf, “Elected despots feed off our fear and rage,” in Financial Times, 24 April 2019, p. 9; 「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內坦亞胡一方面激化以巴矛盾，通過收緊對加沙地區的控制引發暴力衝突、準備併吞聖城耶路撒冷和所佔領的戈蘭高地，製造國家安全威脅來凸顯自己作為以色列猶太民族保護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則不斷削弱民主體制的公信力，把檢察官、警方對自己的貪汙瀆職調查，以及媒體的公議，丑化為政治迫害。」，見〈內坦亞胡勝選啓示〉，載《聯合早報》，2019年4月15日，頁10。
[31] Gideon Rachman, “Why the new strongmen love Israel,” in Financial Times, 2 April 2019, p. 9.
[32] Edward Luce, “Trump helps stalwart Netanyahu remain in global populist club,” in Financial Times, 12 April 2019, p. 5.
[33] “Netanyahu’s Triumph,”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1 April 2019, A16.
[34] Ibid.
[35] David M. Halbfinger & Mirian Berger, “Palestinians’ dream fades,”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23 April 2019, p. 1, 4；Joseph Hincks, “The Netanyahu era continues, with Israel moving still further right,” TIME, Asia Edition, Vol. 193, No. 15 (22 April 2019), p. 8；信報社評：〈巴勒斯坦建國夢遙不可及〉，載《信報》，2019年4月16日，頁A02。
[36] Dennis Ross, “Did Camp David Doom the Palestinians,” in Foreign Policy, 19 October 2018.
[37] Ben Hubbard, “Dream of a Palestinian state dims for Arabs,”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12 April 2019, p. 4；卓朋序：〈乏味的以色列大選 邊緣化的以巴局勢〉，載《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5日，頁A21。
全文原載於《信仰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