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6名民主派及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梁頌恆、游蕙禎）因宣誓事件被剝奪議員資格（Disqualification，簡稱DQ）後，帶來了兩次補選，除了梁國雄一席因上訴未啟動補選外，其餘議席已悉數有選舉結果，民主派僅能保得新界東及港島區各一席，九龍西議席經歷兩連敗，使得民主派史無前例地在地區直選和功能界別同時失去優勢，喪失否決議員議案的權力。
除此之外，最近朱凱廸參選村代表選舉，被選舉主任指「隱晦地確認支持獨立是香港人的一個選項」而取消參選資格。假若朱凱廸參選2020年立法會選舉，相信政府亦會以同一理由取消其參選資格，換言之，除了支持港獨的陳浩天、梁天琦，還有支持自決的香港眾志、劉小麗及朱凱廸等都在未來選舉被排除在外。面對《議事規則》已被修改，拉布失效，自決及港獨參選者被排除，立法會監督力益弱的情況下，有人提出民主派應全面總辭，製造輿論壓力，祈使外國能對中國或香港實行更多的限制，甚至制裁。在中共一連串DQ過後，香港人還需要議會嗎？民主運動又何去何從？
焦土總辭可以帶來民主？
在上次九龍西補選時，已有人提倡所謂「焦土」，意思是不要投票給民主派，甚至投票給保皇黨，讓保皇黨能多添一席，使香港形勢更惡劣，港人生活更苦困後，終令大多數人醒覺，一起爭取民主。此說在朱凱廸參與村代表選舉被DQ後更變成「泛民總辭論」，認為議會經已失效，所以「泛民沒有不總辭的理由」。然而，我們也同時必須思考，當所謂「焦土總辭」後，又如何推動香港民主運動發展？假若總辭後，民主派是否將全力投入街頭抗爭，鼓起群眾運動對抗暴政？我們如今又是否有這樣的基礎或準備放棄議會而全力投入街頭運動？
誠然，我們既看不見總辭論者的通盤策略，又不能確定民主派總辭後即可帶來一片新機，如此又是否能輕言放棄陣地？1963年，新加坡自治邦總理李光耀利用《內部安全法》拘捕新加坡最大反對黨－社會主義陣線（社陣）領袖林清祥及過百名成員（史稱「冷藏行動」），使社陣在該年大選受到挫敗；1968年，社陣遂主張以街頭運動抗衡李氏政權，杯葛大選，部份政治領袖相繼辭去職務，放棄議會陣地，結果換來的卻是長達50年由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建立威權政府。1980年，社陣黨主席李紹祖為當年完全撤離議會，以致新加坡一黨獨大向選民道歉。
固然，沒有議會議席，並非代表民主運動覆亡，不少成功爭取民主的地方均不是依賴議會，而最關鍵仍是群眾運動。無論從南非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或波蘭的「團結工會」等可見，在未曾得到真正的民主選舉前，他們沒有議會資源和權力支撐民主運動，僅以非法組織存活，但兩大團體卻著力組織工作，連結不同社區的勞動群眾，透過連綿不斷的罷工，或其他非暴力抗爭行動，成為獨立於政權以外的強大反抗力量，最終在國際局勢轉變，專制政權變得衰弱時，就能成功贏得民主。所以，在我們思考是否總辭的問題上，首先要考慮我們能否在放棄議會的前提下團結組織起來，成為一股更強大更緊密的反對勢力；其次就是有沒有一個基本計劃，在放棄議會的平台及資源後，仍然可以維持抗爭運動的組織及宣傳工作。
固守陣地力戰到底
經歷兩次九龍西補選敗選，不少人嘗試找出失利原因，有些人說年青人不投票，有些人說是中產，有些人說是基層，但事實上，相較2016年的話，整體投票率本身就下跌，換言之，即是港人政治熱情冷卻。暫且不究是哪個階層或年齡選擇沉默居多，我們事實上也應思考兩個問題：一、在此形勢，民主派可以做甚麼？二、如何令失去熱情的人重新投入，又或如何開拓新的支持？
今日的議會縱使權力受到更大限制，但若果我們考慮到議會本身，仍可以為民主運動帶來宣傳平台、資源（例如地區辦事處建立陣地）或有限的監督權力（例如各政策或撥款的質詢或推動），就不應輕言放棄，畢竟在我們手上多一分資源，對手就必然少一分。如果總辭並不是我們的方向，那麼我們就需要固守原有陣地，能在選戰上爭奪的都爭奪，然而，我們仍需要將過去補選中對民主派的批評整理，例如民主派議員是否可以在投票或各樣議會抗爭更為積極，以及保持一致立場？如果民主派議員能夠在議會內發揮一定的監督作用，以團結抗爭行動回應港人期望，我相信必定會鼓勵灰心的支持者與我們一起走下去。
然而，議會只是其中一個民主派陣地。除了民主派議員們有他們的責任外，我們也有責任去建立公民社會，以建立一個獨立於政權以外的聯合反抗力量作目標，連繫不同的群眾組織，透過大小型社會運動，推動民生政策改變，恢復信心。民主運動從來也不是一步登天，雖然我們在九龍西補選嚐敗兩次，但並不代表民主運動就此告終。雨傘運動距今已有四年，有不少為香港民主奮鬥的志士仍然身陷牢獄，在一個「有權用盡」的暴政面前，我們仍有自由的人們更當「有權用盡」，能投票就投票，能遊行就遊行，能發聲就發聲，每人多行一步，彼此連結，相互了解諒解，人民只要有不屈的意志，沒有專政不會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