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以下這首歌曲，是關於自由的渴求，叫做《禁色》。」
1989年5月27日，達明一派來到跑馬地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黃耀明和其他藝人一樣穿紅字白底T-shirt，頭髮梳起垂在頸後。
他獻唱一曲前說了這番話：「希望大家情緒高漲之餘，或者大家想想，在那些遊行集會和口號之後，我們需要冷靜想想我們怎樣配合民主運動，配合北京學生的步伐，或者我們想在香港爭取甚麼樣的民主。」
29年後，黃耀明依然憑歌寄意，用音樂譜下他對社會政治議題的關注。自從聲援雨傘運動，撐起了雨傘，失去了現今人人趨之若鶩的「大陸市場」，他卻說正好摸索連結世界的可能。
中國就是世界？
中環人山人海的錄音室內，「明哥」黃耀明坐在我對面。他身後牆壁貼有「達明一派Project 30」的巨型海報，他和劉以達隨意坐在馬路上，海報留住明哥80年代的長髮和笑容。恰巧，4月份他辦了個「明曲晚唱音樂會」，「明曲晚唱」是他84年在商台主持的音樂節目。他在演唱會上向大家分享藝術創作如寫歌、辦演唱會，都是一種團結同路人，排解傘後挫折感的方式。想起六四，想起二零一四，黃耀明說當年屠殺發生後，香港人雖意志消沉，仍會知是非對錯；傘運之後，令人挫折的是不但被打敗，時勢亦壞到有人漸漸不理是非對錯。
80年代的他是DJ也是歌手，2012年他創辦文藝復興基金會，推動本地獨立文藝創作，培育人才。他提到今年6月文藝復興基會將舉辦「搶耳音樂博覽」，邀請日本、韓國、歐洲等地的音樂單位表演外，也邀請音樂產業的從業員如唱片監製、音樂節策展人等，在這平台上認識彼此的音樂，尋找合作可能。
「以前我們只考慮大中華市場，時勢使然下，我們要想出更有創意的方法。這個博覽會希望能再下一城，將不同地方的音樂人齊聚交流經驗。可以想像是一個影展，有觀眾看電影之餘，也有電影公司選購各地電影。當然大家都要時間明白，我們希望放眼一個更大的世界。」
「是否一定要參加中國好聲音、中國有嘻哈？我們會找其他的路。」
80年代和現在的香港最大的不同也許是，中國的影響力滲透到香港每個角落。他提起同樣因聲援傘運遭大陸封殺的何韻詩，早陣子到美加等地「開路」，他欣賞新生代的獨立樂隊「雞蛋蒸肉餅」努力尋找到世界各地音樂節表演的機會。現在香港人不怎麼思考「連結世界」，可能原因是中國已經太大，大得如同一個「世界」。他問，是否只能如此？不，他說。儘管中國現在財雄勢大，甚麼都可以買，可能買起美國荷里活的院線、製作公司，但是他更希望與世界有另一種方法合作。回想以前，香港樂壇則是覺得自己及不上世界，對於歐西流行音樂只可以模仿，而不能參與。
「以前玩音樂的人傾向寫英文歌詞，因為我們英文差同時中文也差，但寫英文歌詞的話，唱的人和聽的人都不必太過了解歌詞內容，或者只需營造一種像西方流行曲的氛圍。」
「但現在不同了，像盧凱彤之前到法國參與一個音樂營，和當地歌手交流，一起寫歌，路不止一條，而他們自信音樂可以讓全世界的人聽到。」
89年唱《禁色》：關於壓抑和追求自由
和黃耀明訪問，言談間不經意將兩個時代一再比對。89年的夏天，幾乎全港藝人聲援北京民運，每人穿同一款T-shirt，當時他們抱著甚麼樣的感情走到街上？北京民運的起點是民眾自發悼念逝世的中共領導人胡耀邦。他記得在電視新聞看到北京街頭聚集民眾悼念的時候，人在外國度假。5月回到香港，每個星期都有集會、上街，他說已經忘了實際有多少次，那些記憶中的人山人海的景象，尤其是5月20號掛起八號風球，4萬名港人到新華社抗議，風雨飄搖之際，他強烈感受到「有些事情將會發生，世界會改變」。
直到他站在跑馬地台上表演，香港人的士氣依然高昂。他和李卓人在不同位置一起見證跑馬地人山人海，人流出入不斷，司儀不時呼籲台下觀眾不要坐太久，讓等候入場的人可以進來。全港媒體都在直播，有身在北京的人不斷報告那邊的情況。他在2014年的金鐘找到似曾相識的感覺，是否香港將會大變？然而兩件事之後的發展都成為歷史。
「六四屠殺之後，大家都很驚訝，原來可以咁？」
相比之下，雨傘運動期間會主動聲援的藝人少之又少。有聲援過的人，隨時會被舉報，失掉大陸的工作機會。回到89年，黃耀明形容自己當時沒想太多，純粹一腔熱血，也許當時大陸尚未開放市場，港英政府又沒有明令禁止，演藝界可以無後顧之憂去聲援。
為甚麼唱《禁色》？他這樣解釋：「儘管《石頭記》最紅，但當時沒理由唱這首，如果能多唱一首，我會唱《你還愛我嗎》。想來想去，《禁色》在88年發行，觀眾應該有共鳴，我也覺得這首歌除了講同性戀，還講壓抑與自由。」
如時代冷酷也要去上路
黃耀明在84年認識劉以達，繼而86年推出首張樂隊同名專輯，「達明一派」與84年後步入「過渡期」的香港社會以歌同行。87年推出的歌曲《大亞灣之戀》紀下當時興建大亞灣核電廠爭議、同一專輯的《今天應該很高興》紀錄香港人移民潮、88年《你還愛我嗎》以愛情隱喻回歸。六四屠殺之後，達明一派在90年推出專輯《神經》，他形容是達明一派最政治化的一張專輯。89年11、12月左右，由周耀輝填詞的《天問》，是第一首回應六四的歌。90年他們在紅館辦3場「我愛你達明一派」演唱會，演唱會結束後，達明一派首次解散。
2012年在添馬公園的反國教集會上，達明一派在政府總部前唱出《天問》
時代說散就散，令黃耀明同樣感受良多的是六四之後，香港人移民潮再上高峰。他回憶那時香港人心頭都蒙上巨大陰霾，人人想走，最親的人也一樣。「恰巧我們活於那個時代，開始有機會創作，如果輕輕放過那個時代的素材，感覺『嘥咗』。不想辜負那個我們活過的時代，而且這30多年，可以說是香港歷史轉變最多的時代，我們恰巧在其中唱歌。」
兩個時代，黃耀明其中一個重大轉變是，他在2012年的演唱會「出櫃」。他說，創作《禁色》（88年）的時候，同性戀在香港是犯法，直到1991年立法局才正式通過同志性行為非刑事化。傘後的同志運動，他認為香港社會整體對性小眾多了理解，某程度見到有互相理解和包容的可能，不過政府立法層面上仍然未有進展。社會氣氛雖有改善，但一去到立法會就見到很大阻力，建制派議員如何君堯、周浩鼎等人的扭曲言論令他頓感議會「開倒車」。
訪問當日，他穿著一件繡著「時代那麼壞」的T-shirt，不禁好奇他以音樂人身份，經歷過30多年的香港社會，有沒有曾經找到「美好的時代」？他想了很久，說起一個沒多少人留意到，卻在他心中是「差一點點就可以很美好」的時代。
「其實有沒有美好的時代本身，我都不知道。」
「達明一派初出道時也好，可以做很古怪的音樂而有人接受，以音樂講未來、講出恐懼而不會被打壓。回歸後有段日子很奇怪，不大真實，因為我仍在感受在中國政權下活著的自己。」
「到2000年代初，我們多了機會去大陸發展，過往的傷痕其實未解決到，但是中國同時展現文藝層面的豐富發展。我喜歡到中國，那裡有我的朋友，有我想去的地方如西藏，所以現在我犧牲了許多。」
「我寫過一首歌叫《廣深公路》，因為香港不再是到羅湖而止，而這件事差一點點就很美好，我發現香港太小，沒有甚麼大路讓人駕車穿梭，可以更容易去不同地方，開拓眼光。直到10年前北京奧運和汶川地震之後，這種美好的日子便戛然而止。」
就如《廣深公路》的歌詞一樣，「親愛的／如時代冷酷／也要去上路／如前面有路 」。即使面對傘後瀰漫無力感的氣氛，他仍會繼續摸索、追求。
記者：陳子雲
【六四廿九】李卓人的1989：不賭馬的他，因民運入馬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