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有其道德標準，知道世上有是非善惡，而道德的實踐端靠自由。為此，建立及維護一個可令所有人實現自主和展現精神的自由社會，可謂左翼根本的道德。
左翼較少宣揚道德原則，面對個別人士的是非善惡，很少有直接的反應。皆因一個人之行為、善惡，並不單是其人之決定。例如一個人犯案，罪名是否成立，端看其人的意圖。看其個人意志同時，量刑亦著重其人的成長和社會背景。如果是生活環境困難，犯案逼於無奈，往後再犯機會少的，刑罰就相應較少。此外，左翼認為道德勸說或譴責並不是引導人為善去惡的關鍵。譴責個別的惡行，不如改變社會條件，創造自由、互相尊重的空間。
在一個鼓勵惡性競爭的社會，為善的人被懲罰，為惡的人得獎勵。人的價值觀自然被扭曲。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一方面是個強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卻也造成許多人對權力和施壓者的膜拜和寬容。我們欣賞面對強權誓不低頭的人，但在極權下苟且偷生也可體諒。然而苟安者為了心理的平衡，迴避自我的道德譴責，難免扭曲自己的價值觀甚至曲解事實。當扭曲者奉迎權力而得到獎勵，就更可能埋沒良心。獎勵不一定是榮華富貴，也可以是實踐精神的機會，對人類文明也可以有價值。例如在極權下的音樂家，以支持極權來換取繼續創作音樂的機會。而這就造成更複雜的考慮，為了人類的精神發展，變相得作出取捨，甚或幫忙打壓異端，到底是否合理？「良心」在這些處境，可以有非常不同的判斷。尤其是當你身處於在一個極其殘酷的社會，幾乎沒有依從良心而生活的空間，每日只是在不同的邪惡中選擇。
以為這是在講中共治下？可不止呢，活在資本主義下，要找沒有任何壓迫下生產的產品也不容易。喝一杯咖啡、買一件衫，可能就站到壓迫的一方。而想實踐精神與創造，只要埋沒良心換取幾個企業的資助，事情不就容易好多？
所以問題不在於我們能否在社會中守住道德，而是社會根本沒有機會讓我們過有道德的生活。面對這種社會條件，我們當然可以嘗試離群索居，與所有的邪惡和剝削的體制脫離關係。但在左翼，這不是真正的答案。真正的道德在於不朽，而不朽在於人類精神的實踐。任何人精神的不能發展，也是人文世界和所有人精神實踐的虧欠。我們見到戰亂中兒童流離、喪命，覺得特別心痛。一方面因為稚子何辜；另一方面也因為年輕的生命失去在世上建立和實踐自己的機會。難道不是所有人都有權尋找自己的幸福嗎？我們要做的是參與及促成這個自由與道德的世界。用了facebook、iphone，不是真正的問題。我們當然希望擺脫這些體制，但個人罷用不是關鍵。相反在各種政治關係的間隙中找尋和拓展自由的空間，累積反抗的力量才是重點。
如果我們向不自由社會下的人作道德譴責就更加是一種傲慢。一方面我們知道苟且偷生的艱難，另一方面我們也了解弱者向弱者抽刀，更多時是逼於無奈。在資本宰制的社會中，倒是越有資本的人越有條件去「為善」，例如罷吃連鎖快餐、罷買超市、血汗成衣，對基層可以是沉重的負擔。我們日常的道德判斷和說辭，不免受我們身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影響，就是會對權貴更推崇和寬容，而對弱勢者更嚴苛。道德判斷應該是要彰顯價值，揭露邪惡的，但我們慣常的道德往往變成自身的矛盾。在不自由的世界去講論個人道德，容易錯把批評落在弱者身上，隱沒了社會的不平等和不自由。
所有社會壓迫都來自體制，例如國家機器、極權、資本、自由市場，父權。體制之可怕不獨是因為它壓迫，而是它的生產力和創造力，讓人願意放棄一些自主自由，與之合謀，賺取生計，以至實現理想。既然我們了解道德與否是社會問題，那我們向個人宣揚道德，叫他們在「自己崗位」盡力為善、保持良心，就是叫人用一己之力去抗衡體制及其生產和創造的力量，難免離地。在極度壓迫之下，少數的道德堅持者可說是文明和自由的最後防線，也是所有社會改革的起點，但要促成改變，只靠少數人的努力怎可能足夠？
極權或資本主義，在今日已是社會的霸權/統識(hegemony)。以往獨裁者依靠強硬武力維持對社會的控制，一旦其武力被推翻，整個極權就瓦解。這是暴力革命在以往能成功的原因。但今日獨裁者已進化，其體制深入到社會的肌理中，媒體、商業運作、民間團體、宗教組織、學術界、工會、法庭、文藝，全都是體制要控制的對象。目的就是全面控制生產和創造，所有工業必須認同霸權才能生存。就算一時間用武力推翻獨裁者，利益集團還是會用盤根錯節的社會關係網維持控制，借屍還魂。
要對抗體制，必定要由個人結成組織。在各個層面奪回自主自由的空間。當自由自主的空間越多，整體社會實踐道德的條件就越好。我們要從將道德和自由從體制的綁架中解放，直至所有社會的構成都是自由自主的。左翼關注的是在切實的社會狀況中，如何增加自主的空間。就此舉幾個實際例子，作為運動方向。
在香港，雖然關注民主發展的人大多認為主流媒體如無綫新聞是偏頗的，但無綫仍然是大多數人接受政治世界、公共討論的媒介。偏頗的新聞取向，也是延續壓迫的關鍵。在尚有資訊自由的香港，有志者可以從兩方面挑戰。一是想用盡方法去顯露無綫的偏頗，令更多人意識到無綫新聞不是個可信的媒體，營造睇無綫就是睇假新聞的「常識」。另外就是提供別的資訊媒介，建立與無綫同樣的方便入屋的新媒體。當然在香港鬱悶的政治環境，更要回應政治疲勞和冷感的問題。但這也是有志之士組織和努力的方向。
又如，區議會已長期被建制派把持，變成體制控制資源、利益輸送的溫床。但大部分市民對區議會掌控的資源和真正的影響力仍是沒有了解。將建制派把持的區議會之腐敗公開，令人了解區議會用公帑資助建制的實況，是重奪區議會、截斷建建制派資源的關鍵。另外，建制派的區議會令市民認為社區政治是沒有實質效果的，不必在意的。這也從軟性一面形成更普遍的政治冷感。組織區內人士，發現真正的社區問題，用民間組織方式去解決，令市民發現社區政治及其力量，也是直接開拓政治自由自主的努力。
最後一例，近年學術界同時受政治和市場邏輯的打壓。新自由主義化令學校變成工廠，學位變成產品。真正本土有意義的學術空間狹窄。建制為了控制大學老師，削去其自由參與政治的空間，褫奪知識份子的光環，於是用行政手段逼走有志的學人，令其餘的學者更服從非政治的潛規則。結果是大學作為社會良心、理性和知識的聲音被禁絕。社會的道德和自由就在這過程中流失。有志之士，此時可以組織起來，力陳學術自主自由的重要，發起行動令大學的商業化、體制化減慢或中止。再不然，在民間建立自由的學術空間，令建制壟斷學術界的企圖落空。
以上只是一些開拓道德和自由的例子，重點是從具體的社會關係中開始組織和抗爭。左翼對道德的基本想法是，如果社會逼使我們不道德，我們就去奪回和擴充道德的空間。如果Facebook 和iphone 是邪惡的，個人罷買不是出路，而是提供新的選擇或集體罷買/用逼使這些企業轉變。面對國際難民問題也一樣，不是在接收和趕走難民中做抉擇，而是尋求國際社會停止戰亂和氣候變化，令難民不再出現，令所有人有家可歸。
組織是有效行動的關鍵，亦是保持個人道德的良方。在瘋狂的社會，保持理智的方式就是找到有理智的同伴一起前行。當我們找到有意義的方向，就從內在找到更多堅持道德的力量。不求結果的道德堅持是最崇高的理念，但在組織之中我們更能感受道德的力量叫我們邁步。
當然，這一切壓迫者早了然於胸，所以資本主義和極權都盡力地將人個體化、原子化。「成為孤立的個人吧！」絕大部份人好快就放棄道德的堅持，只關心個人的福樂。在香港，我們還是比中國大陸幸運的。我們的連結和組織尚未被嚴重打壓。我們還可以在不完整的公共領域進行推動和組織。把握機會吧，讓我們在寒冬未至前先生好火，也許可以成為春天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