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在街上隨便找100個人，會有多少15-24歲的青年人？
政府統計本港約有700萬人，其中78萬人是15-24歲的青年。簡單推算，隨便找大概會有11人是青年吧？不，實際要視乎你站在哪條街。
站在大學街，找到75個青年並不令人驚訝。地點構成偏差，時段也會。灣仔區這個年齡層的青年人口比例不足9%，可若星期一早上八時在灣仔稅務大樓外隨便找100個人，很大可能找不到9位青年。
統計學家往往比駱駝更適合在沙漠生存，因為統計學家「水份高」。
要精明地讀調查，先看抽樣過程是竅門。即使不懂統計學的普通人只要稍加思索，亦能大體掌握調查的可信性。偏頗的抽樣造成瞎子摸象的局面，令結果以偏概全。
每年一度的同志大遊行在上周舉行。列隊有中不少中學同學興致勃勃地拿著專題研習的街頭問卷，訪問參加者是否支持同性婚姻。在支同的政治隊伍裡得出絕大部份人支持同婚的結論，恐怕不需做問卷證明，同學在匯報結果時相信會難以解釋數據，除非他們隱瞞了抽樣的地點和時空。
質素高的抽樣通常很昂貴，但有種成本非常便宜的抽樣方法叫做「滾雪球」。即傳給自己認識的朋友，再邀請朋友的朋友填。這種抽樣並說不上好或壞，只是問卷數目縱使愈滾愈多，但調查結果反映出來的仍是同一類人的意見，出現「同溫層效應」的可能性相當高。解釋和引用結果時，只能強調結果反映這些填問卷者的狀況，不能反映港人普遍現象。
上月有報道以「四成大學生曾在校園有性行為」作標題，報道關懷愛滋的「滾雪球」式調查，他們抽問了122名大學生。四成到底是多是少？香港的本科生以及其他學位的大專生超過15萬。全港院校宿位不足4萬個，但卻有超過7萬學生在校園內發生性行為。假設絕大部份學生不會在教室或其他校園的公眾地方發生性行為，結論是幾乎每個宿位的學生均會在宿舍內發生性行為，而沒宿舍的學生也有3萬人會在宿舍發生性行為。
組織基於上述結果推動政策倡議，呼籲大學要在院舍置放安全套自動販賣機，筆者在此先不討論調查結果與倡議內容有何關係。在同一個月內，該組織再發表另一個用相類似方式抽樣的調查結果，提到許多青年性行為不使用安全套，女性尤甚。然而，若不考慮抽樣數字過少，以及「雪球」的組成是該組織主要服務的性活躍對象等影響因素，筆者認為上述倡議未免太保守。要是調查真的反映現實，建議在許多青年不使用安全套，而又集中會發生性行為的地帶──大學院舍——常設免費安全套、在校園公眾地方多設性傳染病的快速測試櫃台，甚至提供定期驗身優惠等建議，都不為過。因為倡議必須對應問題。
普通人只要稍為考慮一下抽樣過程，就會明白為何調查發布者或報道者均不能把結果化約為香港青年的普遍情況。筆者認為這兩項結果，實際反映了該組織主要服務對象的情況。關懷愛滋最常接觸性活躍的青少年，關注他們的性健康及性命安危，研究結果實際上有助於決定組織服務的定位；但要上升到全港政策的層次，則是調查和倡議不對稱。
舉例說，由於組織提供檢驗性病服務，有意主動接觸組織的女性，他們或多或少認為自己比一般人更高機會染病，最後得出服務使用者染病統計數字較衛生處數字為高，是可預期的結論。結果或可說是使用關懷愛滋服務的女士安全意識不足，卻不能推論出香港青年整體性教育不足（縱然筆者同意香港性教育不足夠，但不能從這調查得出如此結論）。至於終究組織應建議女性使用安全套的意識，還是為女性拒絕不安全性行為而充權，還是要許多諱疾忌醫、拒絕接觸組織的男性尋求幫助，還是其他方面的工作？則與這項題目無直接關係了。但總不能因為「沒有研究，就沒有話語權」，然後公布一個不能用作推算整體實況的調查研究，用以推動改變整個制度的倡導。
在此不能不順帶一提，一筆過撥款措施造成整個社福界和社會的不幸。它不單削弱了社福界的人手，也削弱了社福研究的資源。良好的調查能幫助所有人疏理現況，以實證為本的政策倡導對社會前瞻發展而言相當重要，但卻往往因資源不足而要減少抽樣、自限方式，片面結果使對症下藥更為困難。把社會調查研究讀得其是、用得其所，對社會來說具有莫大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