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國，革命不時都會出現，不過港人從不注意。最近的2011年中東革命也一樣——直到傘運爆發，才開始有點改變。傘運是公民抗命，但絕非革命。然而，不少青年覺得非要命名為「雨傘革命」不可——好像名之革命，底氣就忽然厚起來，得到了精神勝利。不到兩年，更出現了「魚蛋革命」。歷史，又是否再次呼喚革命呢？
兩代人的兩個革命故事
但上一代對於革命卻敬謝不敏，因為覺得，已經革了一百年命的中國，革來革去只是革出更加專制的政權。「魚蛋革命」的發動者，也讓人聯想起魯迅筆下的阿Q革命——他盤起辮子自稱革命，卻不准小D革命，然後假洋鬼子又反過來不准阿Q革命....。
兩代人對於「革命」二字，竟有全然相反的印象，這或者代表了傘運後，民運的前後裂變？在這個時刻回頭看看俄國十月革命，或者是有益之舉。
美國記者John Reed當年寫的實地報導《震撼世界的十日》，題目的確預示了後來事變。俄國革命的確震撼了世界，改寫了歷史。它本身也非常複雜，對其評論也是眾說紛紜。這篇短文當然無法處理整個論辯，文章只想回答一個比較簡單問題：當年俄國的下層人民，是否不革命比革命更加好？
大陸的「自由主義者」秦暉，最近寫了一篇長文論《1917年俄國革命的歷史坐標》。（註一）文章的好處是頗多細節，可惜那是用來割斷歷史而非分析歷史。他反覆用「逃兵」一詞來形容造反的士兵，並且嘲笑這些「逃兵」不肯再打仗才去支持布爾雪維克，哪裡知道，結果還是要打仗，只不過從打德國變成打內戰而已。他整篇文章多少像是調侃這些「逃兵」：「看哪，你們當初拒絕打仗，反而去革命，結果還不是一樣？」
秦暉割斷歷史
秦暉沒有告訴大家的是，為什麼士兵都做了逃兵。首先，第一次大戰，本來就是不義之戰，是列強瓜分世界之戰。為了分贓，到了1917年沙俄已經把167萬士兵送去做了炮灰，另外100萬平民死亡。戰爭已經打了四年，雙方都在作殊死之戰而又沒有任何一方有得勝把握。更可怕的是，被沙皇送上戰場的士兵，有三分之一連槍都沒有，甚至靴子都缺乏。俄國已經經濟上破產，社會瓦解在即。人民的苦痛到了無以復加地步了。這就是前線兵變的根由。布爾雪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左翼能夠逐步獲得人心，因為它們的「和平，麵包，土地」的口號正是民心所向。最初人們的要求就那麼基本，並沒有想要更多。他們最初更期待臨時政府能夠做到沙皇不肯做的事。然而，臨時政府卻麻木不仁，不肯停戰，不肯解決人民最基本要求。正當人民挨餓挨冷，士兵在前線大批大批陣亡，這時候臨時政府還在討論如何在戰後擴張俄羅斯帝國…。（註二）
正是因為臨時政府始終不肯停戰，士兵才大批造反，自行撤退回聖彼得堡，要臨時政府停戰。用「逃兵」一詞形容他們，其實不確，因為逃兵即使兵變了，也很快就溜掉和躲藏起來。但當年的俄國造反士兵不是這樣的，而是在兵變之後，繼續公開和沙皇軍隊及之後的臨時政府鬥爭的。溫和的社會主義黨派，這時不只沒有支持士兵，反而加入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去拯救它，且支持繼續對同盟國作戰。這才最終迫使多數士兵拋棄他們，改而支持布爾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左翼推翻臨時政府。
誰帶來和平支持誰
工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推翻臨時政府後，很快就宣布停戰，並在1918年初和德國簽訂和約。被推翻的統治階級，卻立即組織白軍與革命政府死戰了。但是，這個時候的「逃兵」，有沒有因為要再打仗而再「逃」呢？沒有，而是和工人組織成紅軍去和白軍打。1918年開始組建的紅軍，不像沙皇軍隊，要靠殺頭的紀律，才能被驅去前線的。他們這次是大批自願地再次拿起武器的。因為他們知道，這次戰爭，是為自己而戰鬥，為和平而戰鬥，以戰止戰。
秦暉當然另有看法。他引述托洛茨基的話，說「紅軍的組織原則…跟沙皇軍隊的組織原則非常相似」，來證明其實蘇維埃政府跟沙皇一樣都是純粹靠強制和懲罰來維持軍紀的。其實呢，當時無論是布爾雪維克黨還是革命政府，都根本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驅使士兵打內戰。布爾雪維克黨到1919年仍只有幾百個全職幹部，試問如何可以強迫士兵打內戰？至於蘇維埃政府，連正規軍都沒有，只有工人的紅色衛隊。為何這支山寨武裝，後來可以發展為紅軍？因為在組建時很多工人和士兵自覺地自願地參軍。
托洛茨基要模仿沙皇軍隊？
但按照秦暉所引述托洛茨基的話，紅軍的組織原則難道不是「跟沙皇軍隊的組織原則非常相似」嗎？難道不是一樣單靠絕對的命令和可怕的懲罰來維持紀律嗎？上引的那句話來自伊薩克.多伊徹（Issac Deutcher）的名著《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傳》第十三章附錄《托洛茨基軍事思想評論》（註三）。如果讀者較真，翻閱一下該章，就會發現秦暉這位有名公知，居然有眼也看不到下文。事情是這樣的：
內戰一旦打響，蘇維埃政府立即擴充工人紅色衛隊，但很快在布黨內部發生大爭論：一個工人革命政府，究竟應該在內戰中採取游擊戰和民兵制，還是使用正規軍？還是二者兼有，才符合民主原則？其實，大家都同意，至少應該逐步實行民兵制來取代正規軍，因為民兵制比較符合民主原則。即使有一部分是正規軍，也應該逐步實行士兵選舉軍官的制度。問題是，實行民兵制而又同時能夠打仗，這需要很多物質條件，例如良好的鐵路，能迅速把散處各地的民兵集中起來。另一個條件是工商業較為發達，那麼公民就能夠在其職場或社區進行日常的訓練。然而當時俄國並不具備這些條件，因為它早已經濟破產，工業破產，農村破產。所以當時托洛茨基才認為，為了迎戰強大的白軍，紅軍只好暫時採取正規軍體制。雖然當時已經廢除了從前沙皇統治下軍官的各種特權，紅軍士兵只要在軍營外，也毋須向指揮員敬禮，但是當時仍無法實行士兵選舉軍官制。所以托洛茨基說，在這方面紅軍仍然暫時實行著等級制度，在這方面雷同於沙皇軍隊。
這時黨內另一位領袖伏羅希諾夫組織了「軍事反對派」，反對托洛茨基的臨時辦法，主張採取游擊戰和民兵制。很快，軍事的失利證明托洛茨基正確，所以後來的紅軍主要是正規軍。不過，主要而已，當時其實仍然有許多游擊隊，且也不一定直接受中央政府指揮。
到了1919年，托洛茨基向黨代表大會提出一個軍事提綱，他認為內戰雖然還在繼續，但重大軍事危險已經過去，所以現在就可以和應該逐步實行民兵制了。即使仍然實行正規軍的那部分紅軍，也應該逐步引進士兵選舉軍官的民主制。他的報告獲得大會通過，然而卻處處被軍事學者和紅軍軍官批評和阻撓（其實四分三軍官都是從前沙皇軍隊裡的軍官）。就在秦暉所引的那一頁的下一頁，記載了托洛茨基反駁這些軍官的話：
「如果斯韋欽教授以為共產黨奪取政權只是為了用紅軍軍營取代（沙皇的）三色旗軍營，那他就大錯特錯了。」
斯韋欽教授認為民兵制下的軍官，難以建立起軍事權威，足以在戰鬥時號令士兵。但托洛茨基反駁：歷史上所有由人民起義而組成的軍隊，包括紅軍，其指揮員的權威，從來就不是主要依靠軍營紀律來培養出來的，而是靠合作精神，靠集體精神，而培養出來。在民主制度下，勞動人民在自己的日常的職場，或者合作農場，早已培養出這種合作精神，並足以為民兵制度提供良好的土壤。
自由主義倡議革命權
究竟托洛茨基是對是錯，不是本文目的。本文目的，只是指出一點：秦暉有愧於知識分子良心。他引述托洛茨基「紅軍的組織原則…跟沙皇軍隊的組織原則非常相似」的話，卻無視於一頁之後托洛茨基的另一番相反的話，斷章取義，這是學術研究的應有態度嗎？
人們對待革命的態度，就如同對待半杯水一樣：口渴者說半空，不口渴者說半滿。即使大家面對同一個事實，雙方仍然是立場相反的。同樣，對待革命，統治階級當然痛恨革命，而被統治人民呢，雖然不到忍無可忍時不會想到革命，然而若真到了那個時刻，許多人也很自然把革命權視為最後手段。
當然歷史上也有許多革命導致更壞後果。但這只能說明革命力量需要有非常明智的戰略和路線，需要注意不必要的武力，但這不等於勞動人民應該根本拋棄革命權。事實上，古典自由主義才是革命權的倡議者，而非馬克思。洛克《政府論》下篇222節指出：
「當立法者們圖謀奪取和破壞人民的財產或貶低他們的地位、使其處於專斷權力下的奴役狀態時，立法者們就使自己與人民處於戰爭狀態，人民因此就無需再予服從…。這一權力便歸屬人民，人民享有恢復他們原來的自由的權利，並通過建立他們認為合適的新立法機關以謀求他們的安全和保障，而這些正是他們所以加入社會的目的。」（註四）
美國獨立宣言也說：「當…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並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註五）這也是人民制憲，重新立約的重要手段。
現在若干自由主義者，總是把武力革命當作是馬克思主義獨有，並因此加以根本排斥。這真要令古典自由主義者滴汗啊。當代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和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他的《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一書，指出：「通過武力進行政治革命的思想，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它是近三百年來資產階級社會的思想。西方民主是偉大的英國、法國和美國革命的產物；俄國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德國1918年的革命都受到西方的熱烈歡迎，儘管這些革命都使用武力。西方世界現今對使用武力的憤概，取決於誰使用武力，以及用武力反對誰。…任何戰爭都以武力為基礎，甚至民主政府都以武力的原則為基礎。」（註六）
「革命好可怕啊」
「魚蛋革命」可以輕易發生，但真正的革命根本不容易發生。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哲佛遜在宣言中指出：「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如果人民終於「忍無可忍」，那是不能怪責他們的。如果談到歷史的教訓，那就是：人民有權革命，但是如何運用這個權利，什麼條件下才可運用，倒是一個大學問，的確需要努力學習和小心實踐。若是阿Q革命，易姓革命，魚蛋革命，真的寧可不革。但站在人民立場，總不能因為革命的可能惡果，便根本否定革命權。同樣，雖然內戰後的俄國，無論是下層人民還是很多革命者，甚至是列寧，都對革命深深失望，但是，多數人不會因此真正後悔推翻沙皇和臨時政府。
革命是「槍桿子崇拜嗎」？
在中共蛻變為半法西斯國家的時刻，歷史又再次喚起關於革命的辯論。反過來，革命也在呼喚歷史——只有在正確了解歷史之後，革命才能重新成為人民的其中一件利器。而正確了解歷史，首先需要我們和中共的革命觀切割。毛澤東在他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強調「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槍桿子裡面出一切東西。」單憑毛澤東這句話，就可以裁定他決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者，而是槍桿子崇拜論者。何解？我們不妨拿佛洛姆的意味深長的幾句話作答並作結：
「光指出馬克思的武力革命的思想是屬於中產階級的傳統的，這還不夠。我們必須強調，馬克思的理論更是中產階級觀點的改進。馬克思看到，在社會的和政治的進程還沒有作好準備的情況下，政治的武力是不可能產生任何結果的。因此，如果武力是完全必要的話，那只在於它能對實際上已經成熟的發展，起最後一推的作用，但是它決不能產生任何真正的新的東西。…他不相信武力本身能創造出新的社會…。武力在社會改造中至多只有暫時的意義，決不能作為一個永恆的因素起作用。」（註七）
畢竟，槍桿子是不能「出一切東西」的。出暴政倒很容易。
2017年11月7日
俄國革命100週年
註一：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63-201709028.pdf
註二：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World, by Chris Harman, Bookmark, 1999, p. 417.
註三：第一卷523頁。
註四：《政府論》下篇，224-5節，商務版。網絡版： http://www.jingjixue.info/2009/12/014641.html
註五：中譯本：https://web-archive-2017.ait.org.tw/zh/declaration-of-independence.html
註六：《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徐紀亮及張慶熊翻譯，旭日出版社，香港，1987年，24頁。譯文稍經修改。
註七：《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24-5頁。
延伸閱讀：
1 關於列寧先鋒黨的神話
2 知識份子、工人與社會主義--關於《怎麼辦》的一段公案
3 十月革命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