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在去年觀看過一齣叫《舞自由》（Desert Dancer）的電影，講述舞蹈活動在伊朗是被禁止的，一班青年人為了跳舞而公民抗命，引起了觀眾對伊朗人權問題的關注。《舞自由》雖然講述伊朗的故事，但拍攝地點卻是英國與摩洛哥，而最近在香港上映的電影《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就是一部如假包換的伊朗禁片。
《伊朗的士笑看人生》榮獲本屆柏林影展兩項大獎，包括最佳電影金熊獎和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電影以偽紀錄片的手法拍攝，由導演Jafar Panahi自編自導自演，「飾演」現實生活裡頭的自己。在被伊朗政府打壓的情況下，他唯有「扮演」一名的士司機，把攝影機收藏在錶板上，一邊穿越伊朗首都德黑蘭的街道，一邊「偷拍」不同的乘客。在的士內發生了多個小故事，調刺時弊，帶出伊朗的社會問題。
電影讓我聯想起日本的《深夜食堂》系列，以一間餐廳作為載體，承載著無數客人的小品故事。當然，《伊朗的士笑看人生》的故事看似輕鬆，但內裡頗為沉重，值得觀眾深思。主角在戲中接載各種各樣的乘客，包括小偷、教師、傷者、盜版光碟小販、迷信的師奶、主角的姪女、律師……把現實發生的事件當成是「劇情」，展露出伊朗的各種社會問題，例如治安、性別歧視、死刑、宗教倫理、打壓創作自由等問題。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戲中出現過的多個國際品牌和象徵，例如Apple、Canon和Angry Bird。在戲中的伊朗，雖然已經發展得很現代化，至少硬件表面上算是很國際化，但社會制度和人心卻是落後於國際。儘管伊朗人民擁有各種攝影器材，但他們卻沒有創作自由，每部電影都需要由伊斯蘭文化諮詢部批核；小孩子學習拍電影，只能夠拍社會裡的好人好事，漠視社會的陰暗面，非常偽善；看電影的自由也沒有，如果想看荷里活電影，就只能夠購買盜版光碟，實在諷刺。
來自國際的品牌、科技和資本紛紛進駐伊朗，但普世價值卻被禁止進入。最明顯的是，伊朗女性的地位極低，女性不能繼承丈夫的遺產、女性被禁止在公共場合下觀看足球……對香港觀眾來說實在難以理解，為何在同一個地球上，各地的人權狀況差異竟然會如此巨大。
雖然電影有點沉悶和平淡，但導演Jafar Panahi對電影創作的熱情、對自由的追求，成功感染到每位觀眾。儘管他曾被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進行反政府宣傳」的罪名被判六年，以及廿年內禁止進行任何電影創作、接受傳媒訪問和出境，但他仍然堅持公民抗命，繼續創作，更引起了國際社會對伊朗人權問題的關注。
電影的拍攝手法有趣，企圖用這個擦邊球的方式，避過伊朗政府的打壓。可惜，導演Jafar Panahi繼續被伊朗政府打壓，電影被禁，他亦無法親自出國領獎，突顯伊朗政府的荒謬。如果想認識伊朗的社會面貌，值得觀看這齣電影，同時，好好珍惜和努力捍衛我們得來不易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