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復興運動」與《社福街十五號》的籌款電影《逆權師奶》，講述一家大型超市以女姓為主的職工捍衛權利的抗爭。電影於後雨傘時期在香港放映，可謂別具深情。籌款夜映後座談，即有不少朋友提到雨傘運動的聯想，由場面與形象，到起伏和波折，不勝枚舉。
其實，不單是雨傘運動的，世界各地的民權運動、勞工運動，其實都有著這樣的挫折和團結、無耐和希望的，這是壓迫與抗爭的共性，是官商勾結與人民的無權者力量的典型。戲中最後一幕，是飽受壓迫的女工，儘管受到水砲噴射，也奮力把超市的購物車推向警察的警戒線，權力與抵抗的象徵，盡在於此。
作為教師，我更關心的人物是女主角兒子對是非思考的轉變，為免劇透，本文自然不好多說，只是出於職業慣性，我會問：究竟那是來自思考抑或感受的？重思考輕感受，是本地教育的範式，我既是這範式的產物，自己（給）生產出來後又投入當中的生產裡，便多少也會以為，若凡事都要身歷其境才能有所領會，則會否同理心不足，甚或思考力欠奉。
對壓迫的思考又應是怎樣開始的呢？工人打工，領了薪水，是否就是整件事的全部？即使解僱或遣散，是否「賠足」了就可以？我經常懷疑，這種對因產業所有而來的權利的重視，為何要以做為一個人而來的權利的輕視作為代價？代價、代價，幹嗎管甚麼都以一個價來衡量？掉進這種計算的泥沼中，是否正反映出我們這個社會是如此超級功利（Ultra-utilitarian）？
工人打工，是否就只是一種這樣的買賣勞動的關係？聘請，即使是多麼不合理的條件，只要簽約時你情我願，「無用枝槍指住你」，這僱傭便是合理？解聘，又是否不必理會合理與否，公平與否，只要按法例賠足，就可以立即要你捲蓋鋪？其中的公平和公義，又該怎樣分說？
《逆權師奶》的兒子是一名中學生，自然不應對這類問題有太多的思考，正因如此，對我來說，卻更有啟悟：也許就是思考太多，而忘卻感受？太受買賣的功利計算左右，卻忘卻了算式本身是如何設定，是否公允，如何才能公允？這其實也是問，在勞動買賣以外，應重新重視怎樣的關係？在勞動買賣以內，算式應怎樣設定？
觀乎歷史的發展，觀乎香港的現況，以為社會可以自動超越買賣來看待勞動，自動找出計算的工具，大抵是妙想天開的。工人甚至公民同氣連枝的團結，示以力量，示以不屈，在有更好的想像以前，大抵是不二之選。只怕我們當中有人早已中毒太深，哪怕是其實是受薪的管理層，汲汲於可以用較低薪酬聘請員工的蠅頭小權，甚至遠不是自保一己的職位甚或甚麼分紅或加薪，卻不知道其實已做了壓迫者的爪牙；又或者甚至是工會工作者，例如教師工會的人員，一聽到合約工一聽到直資學校，便自我矮化為無能為力，其實就是自限於買賣而缺乏公義的思考。
還是職業慣性使然，我又回到了教師做為勞動者，以及如何組織這種勞動者的問題來。其實，在香港，在教學這個行業以外，我是不知道有工會是一聽到僱主是私人或半私人企業便自感束手無策的，箇中原因，大抵正在於忘卻公義而只顧計算，連《逆權師奶》裡的中學生也有所不如。當然，這並非最差勁的工會，一山還有一山低的，是自動投向政權，把公義拱手相讓，自甘為乖孩子，希望得到嚴父的庇蔭，卻不知道，從來不是順從和馴服能夠減少壓迫的，像購物車能夠抵抗水砲，力量所繫，不可能沒有公義。(2015.05.01)
文：戚本盛，從事教師專業發展工作，進步教師同盟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