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去年在日本上映的《活在三里塚》（由大津幸四郎、代島治彥導演）以及著名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的七部三里塚電影系列中的其中三部，包括《日本解放戰線：三里塚之夏》、《三里塚：第二寨之人》及《三里塚：邊田部落》。小川紳介在《活在三里塚》製作初期有參與訪問當年的示威者，可惜等不到放映日就過身。今年電影節專題放映小川紳介的電影，題名為「回到三里塚：小川紳介的啟示」，同時放映紀錄台灣太陽花運動的《太陽‧不遠》，可算是香港國際電影節對香港佔領運動的即時回應。
三里塚事件對應的不單是佔領運動，更包括菜園村事件與新界東北發展，值得香港人認真參考。日本內閣在1966年在沒有任何諮詢的情況下，決定在千葉縣成田市三里塚及山武郡芝山町一帶興建新東京國際機場（即現時的成田機場），引起三里塚居民的強烈反對，並自發成立「三里塚芝山連合機場反對同盟」，以激烈手段阻礙防暴警察及機場公團進入三里塚。抗爭由農民自發支持，但大學生也擔當相當重要的支援角色。雖然日本政府在1971年強行收地，激烈抗爭告終，但抗爭以其他方式持續。值得留意的是，三里塚裡絕大部份居民都是在二戰後應政府呼召到三里塚的荒地開墾，但在刻苦耕耘二十年後竟然被政府沒有諮詢的情況下收地，他們感覺被政府背叛。
小川紳介在1967年至1975年間共拍攝了七部三里塚抗爭運動的電影，在三里塚住上八年。從小川的電影不難感受到村民對電影拍攝團隊的信任，電影能夠自由地拍攝運動的商議及抗爭畫面，而且全不造作（加上小川待在三里塚很久，村民已經適應了鏡頭），是極具參考價值。三里塚抗爭的規模及模式皆罕見，而小川紳介所花的八年辛勞也令這七部電影成為經典。
由小川紳介的電影開始到《活在三里塚》，觀眾可以從運動初期開始追蹤這場浩大的抗爭運動，以至了解示威者在五十年後對運動的懷念與反思。電影節將四部電影的系列命名為「回到三里塚：小川紳介的啟示」，究竟這四部電影對香港有什麼啟示﹖雖然日本的社運史與香港的有同有不同，但我們可以透過尋找同與不同來鑑古知今。
大學生參與
大學生在三里塚抗爭中擔當重要角色，在多方面支援農民。事實上，1960年的第一次「安保鬥爭」才算是日本大學生積極參與抗爭的起點，三里塚事件只是一個延續。激烈抗爭在日本的六十年代盛行，起點是1959年起日本有過百個社團聯合反對日本政府跟美國簽訂《美日共同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安保條約)，運動在1960年到達頂鋒，例如四月有共三百三十萬人參加請願行動，同年也有大規模罷工，參加人數超過五百萬。馬克思主義是當時最前衞的思想，因此大學生的反美情緒普遍高漲，加上教育普及讓大學生認為自己比上一輩認識更多，於是都願意走在最前線，推動改革。「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在1948年成立，在第一次「安保鬥爭」變成抗爭運動的主力，是這股新力量的最佳證明。這次運動最後雖然讓美國總統艾森豪取消訪日，並逼使日本首相岸信介下台，但最終未能阻止條約通過。這次「安保鬥爭」失敗收場，但卻成為日後日本反越戰運動、1969 至1970年第二次「安保鬥爭」及三里塚抗爭的基礎。
我不打算在此細述日本的社運歷史（我亦非歷史專家），但關於日本大學生參與運動，我希望強調三點：一、學生運動在六十年代可算是全球趨勢，當時美國、美國及北愛爾蘭都有大型的學生運動（註一）；二、在三里塚抗爭之前，日本大學生已經有參與大型社會運動的經驗；三、大部份參與日本社會運動的大學生有較相近的意識形態（雖然大部份也支持左翼思想，但也有不同的支流，而後來大部份大學生與日本共產黨也分道揚鑣）。
在《日本解放戰線：三里塚之夏》及《活在三里塚》中都不難看到農民對當時的大學生心存感激（雖非完全信任），前者甚至可以看到農民有部份抗爭行動依靠大學生設計策略。欣賞這四部電影時不禁思考究竟大學生如何能夠獲得農民信任，我認為除了大學生的積極投入（《三里塚：第二寨之人》裡拍到大量大學生奮力在寨外抵抗防暴警察），大概就是大學生在社會運動的經驗。另一方面，農民的素求很簡單，就是守住三里塚，與大學生不存在嚴重目標分歧或矛盾。再者，大學生即使有參與制定部份策略，也是輔助性質，可能因此沒有嚴重的分歧。
大學生在六十年代多次社會運動中擔當重要角色，但在日本近年的反核運動卻不在最前線。《活在三里塚》的其中一位導演大津幸四郎在電影節放映後的分享表示，反核運動最前線的有不少都是參加過三里塚抗爭的年輕人。當然，當年的年輕人今日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但他們最改變社會的熱誠不減。
有趣的是，佔領運動近年亦是全球的新潮流，除了較大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及雨傘運動外，其他西方國家亦有零星的佔領示威，香港的雨傘運動只是在這世界潮流中的一段歷史；學聯及學民思潮的積極參與亦與六十年代的「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最大的差別在於雨傘運動後的聯合力量並沒有「安保鬥爭」及三里塚抗爭時強，可見雨傘運與六十年代的日本社運發展有可比性。究竟要怎樣才能匯聚反抗的力量﹖欣賞小川紳介電影時不停在思考這問題，因為儘管三里塚抗爭聲勢浩大，最後還是與「安保鬥爭」一樣失敗告終，香港的社運要怎樣才能走上成功的道路﹖
不單純的抗爭理由
雖然《活在三里塚》沒有小川紳介的電影般震撼，卻是三里塚抗爭的重要回顧，如1985年透過訪談回顧二戰歷史的紀錄片《Shoah》一樣重要。三里塚事件後五十年，雖然放棄的人佔大多數（導演大津幸四郎表示有很多示威者已經不願再接受訪問），但仍有少數當年的示威者依然堅持反對興建、擴建成田機場。經過五十年的沉澱，這些人的反思很有參考價值。
放棄抗爭多少令人失望，但多年的抗爭，由阻止防暴警察及機場公團進入三里塚到投石，漸漸發展成築寨、挖地道，後來更有加汽油彈，農民這六年的運動裡已經心力交瘁，而且抗爭讓他們不能專心生產，生活出現困難，抗爭的可行性不再存在。這多少證明「地區議題」就算獲得大學生支持也未必可以對抗政府的霸權，香港的守衞菜園村運動也充份證明這一點。在《活在三里塚》中最堅持的示威者之一則在艱苦的生活下繼續抗爭，他表示沒有放棄的理由，因為日本社會沒有改變，以前的剝削、壓逼依然存在，既然未能達到目標，又何來放棄﹖
在堅持與放棄之間，《活在三里塚》帶出的另一個議題是抗爭理由的問題。上述提及的堅持者固然有改變社會的明確動機，但並非每一個抗爭者都抱有相同理由，例如有一位是當初不想被其他村民視為順從政府者而加入抗爭，也有單純不滿政府對農民的不尊重的示威者（即不是不願遷離）。其中一個依然堅持的示威者則表示，他是要延續三之宫文男的精神（在1971的其中一次強行清場中，衝突造成三名神奈川縣警察死亡，其後年青示威者三之宮文男自殺。《活在三里塚》的訪談中其親屬表示他很可能是因為內疚與疲累而自殺。三之宮留下了很長的遺書，鼓舞了不少示威者），而三之宮之死現在依然對部份認識他的示威者有很大打擊。
就算是多大規模的抗爭，即使有多明確的抗爭目標，示威者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抗爭理由。三里塚抗爭顯示這對抗爭的大局似乎沒有影響。
暴力與終點
上述提及有三名警察死亡的衝突被稱為「東峰十字路事件」，雖然三之宮文男自殺激勵了不少示威者，但同時有大量示威者因為警察有死亡而退出運動。當然，「東峰十字路事件」不是雙方唯一的衝突，之前多次清場已經有出動竹矛及汽油彈（《三里塚：第二寨之人》有大量珍貴的衝突畫面），但三名警察死亡象衝暴力再升級，也許間接替運動劃上句號。
這不是說暴力就是抗爭的必然終點，小川的電影與《活在三里塚》皆沒有這種暗示，我也不想作此結論。不過在《三里塚：第二寨之人》中，有農民之間辯論應否將行動升級的場面，不論對支持還是反對暴力抗爭的人來說還是相當值得參考。
當然，也許暴力是一種意外。由《日本解放戰線：三里塚之夏》的平靜抗爭到《三里塚：第二寨之人》的激烈反抗，當中不少訪問都可以看到農民的氣餒，因為他們沒有想過抗爭會持續達六年之久。從這個角度看，運動的發展（包括時間、規模、暴力程度）都超乎他們原先的想像。三里塚抗爭充份反映這種不肯定因素，而大概每一場社運的參與者都需要思考如何處理這些不肯定因素。
結語
即使抗爭曾經帶來希望（小川電影裡的農民多次認為抗爭已經「取得成果」，就是成田機場不能如期興建），他們大概不願意面對政府與示威者強弱懸殊的現實。Hannah Arendt對力量（Power）就有過這樣的解讀：”Power corresponds to the human ability not just to act but to act in concert（註二）”。 日本六十年代已經很大程度做到”act in concert”，但可以爭取的仍然很有限。香港沒有六十年代日本的那種團結，去年的佔領多少與三里塚一樣是一場偉大的「意外」，香港社會運動又可以／應該如何走下去﹖
這是我對這四部電影的思考（卻沒有確切答案），不一定與其他觀眾的想法一樣，亦未必是小川希望為後人帶來的啟示。無論如何，三里塚抗爭是一場偉大的抗爭運動，而小川的電影也是偉大的電影，值得香港人了解與思考。也許參與過佔領運動的人看過這系列電影都會如我般感到萬分混亂，但反思、反省難免會有這個階段，很希望有更多人願意面對這些混亂。
我認為《三里塚：第二寨之人》是四部電影中最具衝擊的電影，電影節發燒友在四月十八日晚上還有一場放映，希望大家不要錯過。
(by fttf)
註一：”Zengakuren: Japan’s Revolutionary Students” (2012),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by Sam Sloan
註二：”On Violence” (1970) by Hannah Are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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