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2月1日星期日明報。此版本略作修改。)
Michel Houellebecq, Soumission, Paris: Flammarion, 2015.
「法國不是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也不是不寬容(intolérance)。」法國總理瓦爾(Manuel Valls)在《查理週刊》謀殺案後道出此話，表明跟韋勒貝克劃清界線，極力避免像坊間媒體批評韋勒貝克的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e)。韋勒貝克的新作《屈從》(Soumission)發行當天，巴黎就發生了震驚全球的《查理週刊》謀殺案，由於兇手是穆斯林，於是不少媒體都強調他的作品和伊斯蘭教的關係，甚至批評他渲染伊斯蘭恐懼症。鑑於社會氣氛緊張，韋勒貝克的新書發佈因而延遲。他在德國的新書發佈會上就這樣回應媒體對他的指責：「我們有權寫一本恐伊斯蘭的書。」小說的書名Soumission，除了指屈服、服從之外，也可以是阿拉伯文Islam（伊斯蘭教）的法文翻譯，意思是自願地服從於真主阿拉，穆斯林的意思就是服從於真主的人，即是信徒。如此明顯的指涉宗教，到底韋勒貝克這本書是否真的如批評者所指，表達法國人對伊斯蘭的恐懼？
孤單的弗朗索瓦
首先，讓我們簡短地回顧小說內容。故事以第一人稱敍述，主人翁名為弗朗索瓦(François)，是一名任教於巴黎索邦大學的男教授，專研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家于斯曼(J. K. Huysmans)。他現年44歲，完成了博士論文後，一直在大學任教。但是，他和身邊的同事關係疏離，沒有長久的伴侶，多年來不斷搭上女學生，直至瑪里亞姆(Myriam)出現。可是，隨著2022年總統選舉逼近，法國很可能首次終結過去幾十年一直以來的中間偏左和偏右的對決，變成由極右派和穆斯林代表對決，國內氣氛漸趨緊張。瑪里亞姆是猶太人，她的父母擔心極端派首次上台，會有排猶政策，於是舉家遷往以色列展開新生活。就這樣，一直對政治毫不熱衷的弗朗索瓦，卻因政治氣候轉變而失去了令他朝思暮想的情人。
政治和宗教的鉅變
選舉過程中不同地區都出現暴動，政府消息和新聞突然都變得不可信。左派為了對抗極右派而全力支持穆斯林候選人穆罕默德．本．阿巴斯(Mohamed Ben Abbès)，結果本．阿巴斯當選，成為法國首位穆斯林總統。法國出現前所未有的轉變，索邦大學要求教授改宗伊斯蘭教，社會上越來越多女士穿戴面紗，不少人開始轉向一夫多妻的婚姻。弗朗索瓦暫時停止了刻板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感情亦無處著落，於是光顧妓女排遣鬱悶，並離開巴黎作短暫旅行。他尋訪中世紀古鎮羅卡馬杜(Rocamadour)，又重訪利居熱(Ligugé)著名的聖馬丁修道院，于斯曼當年就在此地退修，並歸向基督教。此刻，法國和弗朗索瓦身上同時發生了鉅大的轉變，他一生中首次打開了宗教的疑惑，並重新燃起對于斯曼的研究興趣。在羅卡馬杜的聖母院裡，他望著黑色聖母(Vierge noire)而表露宗教情感：「我感到我即將完全消失，最終我置身於奇異的狀態裡，聖母看似升了起來，高過其基石，在大氣中變大……」。(頁169)他返回巴黎，和信奉伊斯蘭教的索邦大學校長雷德爵(Robert Rédiger)教授討論後，最終歸信伊斯蘭教。
抒寫動物性的欲望
讀者自然疑惑，弗朗索瓦四十多年的人生裡不曾有信仰，而且研究歸宗基督教的于斯曼，為甚麼會突然信奉伊斯蘭教？是因為索邦大學以三倍薪酬重聘他嗎？還是貪戀穆斯林一夫多妻的生活，好安頓孤單的人生？還是對伊斯蘭教的教義有深刻體會？一如韋勒貝克過去的小說作品，主人翁的動機總是可以有雙重的理解。法國只有甚少專門研究韋勒貝克的學術專著，文學研究者維亞(Bruno Viard)教授前年出版了《米榭‧韋勒貝克的多種抽屜》，就提出這個雙重解讀的主張，「惡毒的」和「親切的」韋勒貝克同時存在於作品裡。從弗朗索瓦猜度其同事史蒂芬(Steve)的婚姻，又觀察到校長雷德爵的多位妻子，一位年長的負責家務，另一位年青的就「幹別的事」，讀者不難聯想他純粹為了大學教授的豐厚收入和一夫多妻的生活，所以信奉伊斯蘭教。這樣，他不過是純粹享受性欲的一台機器，甚至是保守的父權捍衛者，跟伊斯蘭教義全無關連。如同《無愛繁殖》(Les particules élémentaires)裡的男主角米榭(Michel)，這是「惡毒的」韋勒貝克，把最動物性的支配欲望表達出來。
發掘存在的焦慮
然而，我們同時觀察到「親切的」韋勒貝克，令弗朗索瓦這個人物變得更為立體、更真實。一方面，他人生中最大的愉悅來自情人瑪里亞姆給他的愛和性滿足。自從她離開後，他日夕思念，當看到她的電郵不再稱呼他為「我的甜心」(頁184)，他就感到無比失落。即使再去尋訪妓女，但實際上他「已不再感到愉悅」(頁186)，即是說肉體的滿足根本不是他渴望的愛，而他逐漸接近伊斯蘭教後，甚至連肉體的滿足也變得乏味，書中再沒有直接的性愛描寫，可以說他變得不像一個活生生的人。另一方面，校長雷德爵向他解釋伊斯蘭的精神，可說啟發他感受宗教的情懷。雷德爵轉向伊斯蘭教之前，早年在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撰寫題為《作為尼采的讀者蓋農》博士論文(頁245)。蓋農(René Guénon)在歷史上真有其人，是法國靈性主義(spiritualisme)哲學的代表，深受東方伊斯蘭哲學所吸引，早在二十廿紀初便赴埃及開羅翻譯和引介東方思想，而尼采同樣受叔本華參照的佛家思想所啟發，所以雷德爵便彷如引領弗朗索瓦走入伊斯蘭世界的提燈者。雷德爵這樣向弗朗索瓦解釋《古蘭經》：「人類最高的幸福在於最絕對的屈從」(頁260)，女人對男人的屈從，人類對真主的屈從。伊斯蘭的屈從，是如其所如地接受世界一切，包括佛家斷定世界的苦痛和基督教的罪惡。
個人和社會的崩解
當然，我們不必認同雷德爵對《古蘭經》的歪曲，可是正因為宗教對幸福人生的追求，才足以令弗朗索瓦接受自己千蒼百孔的人生，不懂得去愛人，痛恨其父母，對社會政治冷漠等。「親切的」韋勒貝克令我們再度認識人性中的怨恨和罪惡，深刻地體會人生在世無家可歸的悲情。眼看著情人離去，一段又一段戀情隨風而逝，步入中年身體開始衰老，母親逝世但仍舊對她懷有怨恨，社會政治鉅變又束手無策，弗朗索瓦曾經彷徨地問：「我已經無法為自己而活，但我又曾為誰活過？」(頁207)維亞教授認為，這是韋勒貝克多部小說的一貫主題，關注那些怨恨生活的人。他們控訴法國68學運高舉的個人自由，個人自由不能帶來愛情和性的愉悅。瑪里亞姆對弗朗索瓦的依戀，最終敵不過和家人一起離開法國重過新生的家庭樂，愛情和家庭兩者正是弗朗索瓦無能為力的東西。但這不等如說屈從於人類的動物性本能就會幸福，就像弗朗索瓦自由地揀選妓女並不感到快樂。韋勒貝克筆下的人物，總是無法享受愛情帶來的幸福，童年的家庭溫暖，社會人際關係的和諧，是無法修補的個人和社會崩解。
宗教不是幸福所在
既然人生和社會一切支離破碎，全書以「我將沒有甚麼可以後悔」來終結，就成了弗朗索瓦「屈從」的結果，坦然接受世界。這是不是說伊斯蘭教可以為人類帶來幸福？答案可以說是否定的。弗朗索瓦重返索邦大學，又可享多位妻子，表現上看來名成利就，可是小說越到末段則越少描寫愛情的愉悅，雷德爵的妻子似是奴婢多於情人。比較小說前半部描寫弗朗索瓦的女同事瑪麗•弗朗索瓦絲(Marie-Françoise)和其丈夫阿蘭•坦納(Alain Tanneur)，兩人的婚姻似乎更令人感到家庭的溫暖，而且阿蘭非常尊重太太的學術事業，擔憂穆斯林執政後影響她的學術生命。加上，讀者可以推想，如果弗朗索瓦滿足於一夫多妻而不再追求愛情，甚至大學職位的穩定收入蓋過了學術的興趣，那麼這種社會制度會否只不過如同動物性欲望的滿足機制？外在的制度又如何能令人面對孤獨和衰老？
道德和政治的寓言
嚴格來說，《屈從》這本小說並沒有鼓勵讀者去仇恨伊斯蘭教。一方面書中談到穆斯林執政後，罪案、失業率、財政赤字減少(頁199)，而且令北非各國都融入歐盟，國際間的和平指日可代。另一方面，韋勒貝克卻極其誇張地設想法國的轉變，廢除百多年來的政教分離法律，完全脫離現實，與其說令人恐懼，母寧說成功地建構一則「道德和政治的寓言」，其意在於諷刺那些政治和宗教的保守派，質問讀者：返回父權和宗教一元獨大的時代會否更幸福？回到公元八世紀查理•馬特的年代(頁148)或羅馬帝國(頁289)會否更理想？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為強大的帝國、統一的社會和宗教秩序，不過是另一種方式來遮掩人生的存在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