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了哪位名導說過，假若通過他的電影，觀眾能夠重新認識那個鏡頭關心的社會真象，這就算成功，至於作品本身是否被人記得，並不重要。
《五個小孩的校長》好評如潮。電影之後更有多篇人物專訪，使香港人都認識了呂麗紅的名字（楊千嬅飾），以及她那「5個都不能少」的動人教育故事。這個意義上，電影已算成功。
但有一場戲，叫人浮想連篇。 話說，古天樂將他苦心製作的博物館展品，即一比一的斷頭台，搬到醫院外給剛蘇醒的楊千嬅（即呂校長）觀看，並在電話中給她唱出陳百強的《喝采》，勵志電影此時可謂到了高潮。
我身處的戲院哽咽聲四起，人人呼吸困難，但我卻胡思亂想起來。 第一個反應是，太誇張了吧，歷史博物館展品也可這樣搬出來嗎？不，也可以說，這更能刻劃出古天樂一角的傻勁。
可是，斷頭台和喝采的並置，實在太惹人遐想。斷頭台，除了表面上的勉勵作用外，難道不是載滿處決和判死的意味嗎？一個為理想拼到底，最後捱壞昏倒且舊病復發的人，醒來首先看到的竟是一個斷頭台，這到底是祝福，還是背負理想者的宿命？ 斷頭台再加喝采，死亡和勵志的重疊，使這一幕充滿荒誕的感覺。
其次，電影中斷頭台作為法國大革命的展品，更蒙上了一層迷離色彩。我不禁又胡思亂想，在風雨飄搖之當下，面對惡俗的世態和政局，一個人可以做些什麼？像呂校長般守護幼稚園，自己的教育自己救，拒絕扭曲的辦學風氣和思維，5個都不能少，不也是革命嗎？抑或一切已成歷史陳蹟，不管如何，革命也只是個收藏在博物館的東西，即使近在眼前，也不再相認，且絲毫不再有現實的意義？
斷頭台和喝采的並置，恐怕是無心插柳，但難道這不也透露了另一重真相，叫我們聯想起社會上更多寂寂無名，且未必總能化腐朽為神奇的千千萬萬位呂麗紅嗎？
文章刊於今日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