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2014年桂林夜市
在經歴了新界東北、七一等眾多事件後，我由於參加學術會議的關係來到了日本，並入住位於東京和橫濱之間、名為蒲田區內的小酒店。這裡無論距離東京和橫濱的市中心，車程皆只是半個小時有多，但卻充滿了罕有的悠閒小城鎮的風情，古老的小商店食肆林立，附近還有著名的黑湯溫泉，近在閙市咫尺也能享受日本鄉鎮情意。
其實香港的小城鎮何嘗不是近在我們周遭，不到半個小時車程已能到達元朗或粉嶺鄉郊，甚至有較諸京濱景色壯麗的郊野公園。若從整體城市規劃的角度來說，加拿大學者Barry Shelton對香港的模式推崇備至，甚至把維港兩岸、背山面海的狹長城市帶──通過局部高密度的塊狀發展騰出更多綠化空間──視為解決「密集城市」（compact city）發展問題的成功典範（註一）。如此京濱地區作為全球最大的都會帶，則代表了土地使用效率偏低、「城市擴張」（urban sprawl）的負面例子。
然而，在Barry Shelton的另一著作中，卻轉而從社區營造的角度去看，日本的城市設計亦存在與別不同的優勢（註二）。到過東京的香港人都會知道，那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環狀城市，從銀座、汐留、六本木、品川、澀谷到新宿，雖然連綿無盡的石屎森林板塊，較香港有過之無不及；但就在這些都心區的四周，我們卻同時可找到青山、赤板、原宿、目黑、惠比壽和代官山等，充滿著小城鎮風情的社區，彷彿都是自成一國、遺世獨立的個體，和周遭的繁華閙市形成強烈對比。這些小社區皆有一個共通點，均是由縱橫交錯的狹窄小馬路──即我們熟悉的丁目和番所組成，深具尋常陌巷、小橋流水人家的意味。事實上，即使在作為前日本殖民地的南韓（如首爾）和台灣（如台北），這種以社區群聚為核心的城市設計亦清晰可見。
自1970年代，自佔地遼闊的沙田和屯門開始，香港新市鎮彷彿都是自上而下、功能至上，充滿工業時代色彩的現代主義規劃，它們縱使較市區擁有更多戶外空間，但卻是千篇一律欠人性化的設計，顯然並不落入 Shelton密集城市的範疇。它們既需承載仍在急劇增長的人口，亦要應付工業用地的嚴重短缺，對鄉郊社區和生態的破壞難以估計，只是以香港當時處身的歴史階段（設想類似英國工業革命的時期），或許亦勉強算是無可厚非。但自1990年代將軍澳和天水圍之後，若套用中國大陸慣用的術語，這種「粗放式」的新市鎮發展模式，顯然已經無以為繼。
不過正如龍子維在下文中指出，其實就在沙田和屯門等新市鎮出現之前，我們早已有粉嶺的聯和墟（還有大埔富善墟、上水石湖墟、元朗合益墟等），一些作為鄉郊商貿集散地的傳統墟市，與日本小城鎮實不無相似之處。它們的規劃無不深具自下而上的參與精神，紥根於當地的社區文化脈絡。即使到了今時今日，隨便信步於這些新界傳統的墟市，我們仍可享受那份閒適的社區氣氛，深切感受濃厚的本土人文精神，和近年英美等地的新城市主義的運動，具體效果同樣一脈相承（註三）。
香港早已步入後工業、後現代時期，新界東北規劃卻仍五十年如一日，沿用鋪天蓋地的推土機發展模式。相比之下，民間提出利用粉嶺南（高爾夫球場）／元朗南──合稱「雙南方案」，來作為新界東北的替代方案，倒可為我們帶來另類新市鎮的發展想像。兩者面積相加不到400公頃，民間方案建議每區居住約7至8萬人，它們大可參照以人為本、社區為本的傳統墟市，而非功能主義的新市鎮規劃，尋找一種「小而美」的嶄新發展模式。在促進香港整體城市發展之餘，亦能切合新界鄉郊的具體環境，並與周遭的自然生態更加協調，真正達至城鄉郊共生的規劃願景。
另一個更加貼身的例子是元朗北部的橫洲，這幅面積34公頃、早已淪為倉地的「棕土」，原計劃興建17,000個單位，容納52,000人居住。事實上，若橫洲計劃一旦能順利上馬，不但將為香港小城鎮模式提供典範，既能理順目前混亂無序的土地政策，亦大大有利於鄉郊環境改善，為可持續發展奠下指標性的基礎。可惜的是，計劃竟然因為鄉事反對而全盤擱置，事件再一次反映政府的發展思維，到底是在為誰的利益服務？當中其實又能存在多少的理性成份？
註一：Shelton, B. (2010)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From Vertical to Volumetric. London: Routledge.
註二：Shelton, B. (2012) Learning from the Japanese City: Looking East in Urban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註三：鄒崇銘、韓江雪(2013)《僭建都市：從城鄉規劃到社區更新》。香港：印象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