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佔領、展開其他不合作運動、談判三個方法中，個人較傾向以談判找出路，談判需要雙方妥協，並以佔領作籌碼為政制爭取最大的民主成份。
就民意看，市民較接受提委會民主化的方案。在上一篇文章，我提出了類似彭督新九組的擴大選民基礎方案。不料幾天後梁特就發表特首候選人如果由公民提名產生，政策會讓月薪14,000元以下的窮人壟斷，並向窮人傾斜的言論。
這論述令市民非常反感是正常的。為什麼窮人不能享有跟中產和富人一樣的政治權利﹖為什麼窮人要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誠然，即使他說的是事實，把這話喧之於口卻是嚴重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現。他不僅得罪了年青人，現在連本來希望穩定，搵食至上的基層也得罪了。
其實，這番言論的隱含意思是，
中央和梁振英仍相信以前香港賴以成功的方程式。就是商家賺大錢的話，他們會把經濟利益滴漏給普羅大眾，並改善他們的生活。因此如果政府和商家互相支持，社會就會穩定。
相反如果商家賺不到錢，下面的普羅大眾要被裁員減薪，社會就會不穩定，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就是例子。因此如果窮人擁有提名權，他們便成為社會的大多數 (香港堅尼系數為0.54，貧富懸殊程度是世界之最，北歐福利國家一般不超過0.3)，未來的政策會是對富人徵收重稅，對窮人則大增福利，嚴重損害商家利益之餘，又養懶一班窮人，令香港經濟失去競爭力，並會造成類似今天希臘和冰島的破產後果。
這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但是這個貧富懸殊的社會是誰造成的﹖還不是特區政府過去十七的極端自由主義造成的嗎﹖再加上美國大印鈔票和孫九招推高物業價格，令有樓者和無樓者財富距離拉闊，貧富懸殊愈趨嚴峻了。現在提倡的公平政制只是針對過去所造成的錯誤作出彌補，當貧富懸殊得到改善，政策自然不會過份偏重窮人了。
今天讀到高天佑的一篇文章，提出「稅民提名」的概念。他的說法是可把提委會的公司票改為個人票，而個人票是根據交稅的金額，各界別從業員月薪達入息中位數14,000元﹐在最新年度繳付了1000元或以上稅款，便有資格投票選提委 (選民基礎由25萬提高至100 萬人左右)。這方法的好處是防止民主變民粹，獲個人票者本身皆為繳稅者，理論上不會支持高福利政策。因此既不會被人數多的基層選民壓倒，又解決了現在嚴重傾斜大商家的問題。
當然，這制度仍排除了14,000元月薪以下的低收入人士的選舉權，但他認為反正提委會本身已是不公平，現在已把不公平程度減少了一點，有一點進步了。
我更看重的是這種提名方法的政策效果。香港現在的問題是小圈子選舉令政策向大孖沙傾斜。大孖沙涉足香港的支柱行業如地產、零售、 金融、物流等，把大部分經濟利益舔盡，大賺特賺，最後中產往下流，也窒礙了青年人往上流。全港GDP是提高了，但普羅大羅卻沒有分享到成果。
中產階級提名提委的好處是選出的特首候選人會向中產和基層傾斜，既不會180度把香港變成北歐式的福利主義城市(因中產不會讓民粹主義者出閘)，又可照顧到窮人的利益(因這佔全港大部分人口的階層要普選出特首)，更可讓政府重新審視產業多元化。
中產階層有不少是專業人士，IT的，醫療的，工程的，金融的或中小企業的，如果他們手握提委的選票，特首候選人要切切實實回應怎樣可以促進他們前途的發展。跟公司票不同，公司大多只保守地要求一個不干預他們、低稅制並且親中(因為不少公司在大陸也有生意)的政府。現在政府卻要考慮怎樣發展和做大做好整個產業，甚至倡議新的產業，讓這班中產人士前途發展更好，並向上流動。中產向上流動，年青人自然有位可上，經濟也不用過份倚賴內地了。
香港人的黃金時代是七八十年代，這是最令人懷念的時代。中產階級的崛起，推動了各階層向上流動，民生大大改善，經濟和文化到達巔峰。如果這「稅民提名」或「中產提名」的制度有助於重新建立強大的中產階級，從而讓年青人有希望，令商業和地產霸權收歛，讓產業更多元化和具創意元素，香港人又會否考慮收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