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往來於香港進行一些採訪及創作計畫，最讓我心動的，無疑是關於香港「本土化」運動的辯證 。在目前亞洲諸多城市裡面，香港約莫是與東京處於全球化衝擊前端的兩個城市之一，在這種衡諸亞洲城市意識單一化、勞力商品化的緊急時刻裡，談論香港的「本土化」別有意義。
首先，若從臺灣對於「本土」的界定來說（這當然僅限於台灣），「本土」跟「在地」是存在著概念上的差異性，從臺灣的角度來說，「本土」意味著反國民黨霸權、解殖的想像，因此「本土」想像在70~80年代的台灣毋寧說是一種針對戒嚴體制以及中美斷交之後國際地位孤立處境下所逐漸產生的意識，所在政治層次產生的激烈辯證，然而，究竟這樣的想像距離落實在「生活世界」的實際可能性有多少，時至今日我們仍不甚清楚。
「在地」的概念比較像搭建一面鏡子，照映出我們的生活空間，而「本土」相較於「在地」，多了一份由族群、群體導向政治認同的成份，因此我們說「本土」是「國族之前」的想像根源，其辯證性也較強調生命實踐的「本地」來的高。「本土」概念在香港的過去似乎是缺席的，李怡分析了1997年中共接收香港時，香港並未出現大規模反中的情緒，其中一個原因便在於：「香港人拒共思潮的主要根源，就是缺乏本土意識。」李怡也認為，現今的「本土」運動正朝向激進主義的路線發展，換言之，當「本土」盤旋在政治認同場域的無間道，而無法向下扎根發展成一種「在地」生活的概念，這是一種文化的概念，因此訴諸政治的「本土」很容易因為各種外部的政治勢力所支配。
例如以臺灣的例子，假如說80年代臺灣的本土化民主運動諸衡的是國民黨長期政治壓迫，但1996年奇妙的事情翻轉過來了，代表國民黨的李登輝反而當選第一次民選總統，這某方面可以說是「本土」意識在中共飛彈事件壓力之下以另一種方式萌芽，因此「本土」的發生結構逐步從「反國民黨」滑向「反中」，2000年之後的民進黨政權，更進一步揮霍光了80年代所累積下來的朝向土地的政治運動，而悲傷的是，在這前前後後，我們並沒有看到一種「文化」層面的東西在「反國民黨」到「反中」之間被發揚、保存下來，這種抗爭形式的文化轉換，我們可以舉1980年光州事件以後韓國藝術界所發生的「民眾美術運動」作為參照之一。這是臺灣自身在本土化過程中流失掉的寶貴元素，從這一次太陽花學運的狀態初略觀之，我們當然可以從肯認的立場理解那些從未站上街頭的年輕人為什麼願意自動走出來，可是我個人思考的倒不是我們能否第一時間一舉擊潰自由市場這頭巨獸，而是我們在這場學運、以及這幾年來臺灣的土地、反都市發展的運動之中，投注了無比的激情，倒底留下什麼樣的文化素材足以在未來持續激盪，這也是我反而覺得「大腸花」具有「在地」文化辯論的潛力之因。
香港的「本土」運動有朝向激進畫的路線發展，這點毫無疑問發自於年輕世代的貧困化，以及中間世代對於政治發展的失望有關， 相較之下，「在地」的概念，便直接涉及「生活世界」如何落實的層次，香港在回歸以後，經受了中國多方面的政治、經濟支配，包含政治上對「特首」、「立法會」的掌握，經濟上在中港「融合」的前提之下，經由「ＣＥＰＡ」等多重的自由經濟概念，引入中國本，逐步淡化香港居民的在地認同，衝擊香港既有的產業存續，而毫無疑問地，臺灣也正在走向這一條路。在港、台這一片看似烏雲罩頂、萬事絕望的政治、經濟情況之下，其實或許正也是我們思考「本土」轉向「本地」的時刻。
我想談的「在地」，是在無論香港或者臺灣，逐步被「絕對增益」的政治經濟體的過程之中，我們能夠在這樣的廢墟化過程中產生怎麼樣的文化自覺力，能夠在轉移、創造抗爭的能量到「非抗爭」、「非遊行」的時刻，那就涉及我們自身的「生活世界」的重新構築，這一點實與被馬克思所固定住的從屬階級（The Subaltern，一堆馬鈴薯，出自《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有所不同，今日新自由主義時代中，階級關係應該從資本家vs勞工轉為拉扎拉托（M. Lazzarato）所主張的「貸款人—負債人關係」(creditor —debtor relationship )關係，資本主義以近似於宗教神學一般的操作手法，將過去「罪」的概念轉為今日「債」的概念，轉向對資本主義全面效忠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談「本地」，便會出現與「本土」不同層次的作用，「本地」仍具有一定程度「本土」的政治性，可是它更多的指向今日資本社會之中的一種對抗、生產關係，這也是我在油麻地活化廳駐場時候，經由活化廳的實踐所感受到的東西，也是我感受到香港其他地方（如觀塘獨立音樂者工作連帶、德昌里蘇波榮…等等）一種藉由生活世界的重新調查、探訪、拜訪、建構所產生出來的「本地」的實踐方向，而這種「本地」，它的基礎便在於庶民社會、以及那些處於負債狀態的社會主體。
今日，我會談「本土」與「本地」的差異，原因之一是因為看到臺灣「本土化」運動的功敗垂成，今日國民黨仍掌控主要政治、經濟資源集決策權，因此能強行通過與中國之間的服貿協議，實質上這些「權力」可以說是民眾在過去經由代議制度賦予的，這是臺灣代議政治最大的苦果，從點看來，我們的「本土」運動在這次學運中幾乎是戲劇性地、急遽地失敗，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長期抗爭運動中，文化層面累積的匱乏、美學的全盤西化、「正義vs邪惡」概念辯論的簡化、二元對立化，也許經由香港在2003年天星碼頭事件逐步開展至今日的關於「生活世界」抗爭，所形成的另一種保存自己的生活脈絡、發掘存在於歷史、空間、街坊、小人物的「本地」運動。
土地、生活世界是一面鏡子，它並不會說謊。如果「本土」是滑行於政治運動上，翻來覆去、忽悠轉換的概念，那麼我想，「在地」不僅是一種生活實踐，更是一種文化累積的想像，這一點是香港近幾年的「本土化」運動，給予在臺灣的我們的啓示、想像及辯證空間。
作者為台灣藝術工作者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4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