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一場電視風雲，令一位二十歲女大學生成為眾矢之的，她就是10月20日香港電視發牌遊行中擔任司儀，亦同為「萬人齊撐！！！快發牌比香港電視！！！」的45萬人Facebook專頁的其中一位最早期的管理員──陳璟茵。
其實在遊行前，網上已經出現左翼「騎劫」港視運動之說，到集會當天，以「民間開放電視行動」名義申請遊行的左翼廿一成員區諾軒和陳璟茵，又因為主張以現場「商討」的形式去討論運動方向，以及義工在處理籌款箱時失當，被大堆網民圍攻，當中不乏抹黑言論，甚至直叫陳去拍日本素人輪姦片。
不能被嚇怕
坦白說，記者佩服陳璟茵再次面對群眾的勇氣，當知道她願意接受訪問時，的確感到意外。
「係會驚，但唔係一個令我唔敢行出黎的理由。」
「正正人哋攻擊係想我唔再出聲，如果我因為咁而嚇怕，如果我因一時怕事而錯失發聲嘅機會，係好可惜。（被抺黑）呢個唔係我一個人嘅代價，如果其他有志推動社會嘅朋友，見到原來有人因此而嚇怕，影響其決定，係不值得的。」
陳璟茵過去一個月因網絡欺凌，經歷了情緒失控崩潰，選擇再次走出來，她說除了是一種承擔外，更是希望藉此講清楚事件的來攏去脈，並從自己跌倒的一刻開始講起：
「商討期間場面已失控，有人衝上台，有人質疑。本來我係好少喊嘅人，但我當場有半個鐘處於崩潰狀態，情緒失控地匿在政總花圃後喊，當時不斷問點解要我自己承受咁多，亦不斷反思自己有無做錯。」
「萬人齊撐」的 Facebook 專頁，在短短幾天便有近45萬人加入，這是陳璟茵所始料不及的，而集會後產生的巨大爭議更令她手足無措，她透露專頁大概有十位管理人，但當天不多於四人同時出席集會，站在前台的二人──陳璟茵和區諾軒便成了箭靶。
集會結束當晚，網上有更多指摘。一開始時攻擊的對象包括毛孟靜議員、香港電視網絡職工會和負責商討一節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後來茅頭全集中在商討的安排和放在的政總籌款箱被義工錯誤貼上香港電視標誌一事，隨之而來的抹黑與騷擾變得更瘋狂，直指站在前台的陳璟茵，甚至把她的手提電話號碼貼到論壇上。
「之後發生嘅事係好令人恐慌，電話響過不停，有四成無來電顯示，我一個都唔敢接；朋友說收到我的電郵，好像電郵被黑客入侵。有朋友叫我即刻換電話，有朋友擔心我會受到人身傷害，我甚至唔敢睇網上言論，叫我去拍日本素人輪姦片尤其令人憤怒。事發後的三日，我完全唔敢返學。」
雖然事隔一個月，她回憶時，表情仍有餘悸。好不容易擺脫了恐懼，陳璟茵逐一回應針對由 Facebook 專頁組成的臨時組織「民間開放電視行動」的指摘。
圖：網上有關日本素人輪姦片言論的截圖
誰騎劫誰？
有關「騎劫」的指控，背景是因為10月20日的集會一共有三個不同的發動團體：Facebook 專頁以「民間開放電視行動」名義，呼籲網民遊行至政總再商討運動去向，毛孟靜議員於政總集會，而香港電視網絡職工會則由中環碼頭集合遊行到政總集會。陳璟茵承認三方在溝通上確有不足，也未能清楚向現場參與者解釋安排，且沒有足夠臨場應變的經驗，所以在場的參與者大都不知道為何集會會於七點前結束，並進入商討環節。不過，她認為騎劫是最無力的指控：
「每個人都為不同的理由上街，有人只想有多個頻道選擇，有人認為程序不公義，有人要求開放大氣電波，不過，大家的目標都是一致要求發放香港電視的牌照，誰騎劫誰的指控根本不成立。」
然而，事後香港電視的員工的確三番四次要與民間開放電視行動的成員劃清界線。陳同意團體間溝通有問題，但指出香港電視的員工內部也有意見不一的情況。
陳璟茵表示，無論集會前或集會期間都多次與員工代表蘇萬聰溝通，告之會有遊行和商討，對方亦表示明白，但她當時已覺得員工一方不想有太多的共同行動，亦不熟悉社運，傾向各有各做，結論是：「你哋要搞就搞，我哋唔理。」
直至集會過後，商討的安排成為眾矢之的，她才發現員工之間意見紛紜，根本無法由一兩個員工代表去決定安排。對一連串因為溝通而出現的誤會，她感到很抱歉，認為事前應做得更好，與更多員工接觸。
回顧當晚，集會明顯出現了兩群組織者，香港電視員工明顯是現場得到認受性的主體，並且參與者不熟識民間開放電視行動這臨時組織，而民間開放電視行動的成員支援員工的方法亦與群眾和員工的意願有落差，騎劫的說法也由始而生。
但她反問：「以後的運動，是否只能由直接的苦主去做主體，其他不同位置的人群，不能介入帶領呢？這個結果，係咪我地想看到的呢？」
自10月20日「騎劫論」在網上散佈後，不論是政黨或者是民間團體，均難以介入運動，網上和報紙也越來越多關注運動的人質疑員工「去政治化」的取態，使運動難以集結更大的力量。
陳也認為運動後期的發展，有點無以為繼：「無左飯碗嘅人係要企出黎，香港電視員工的意願係要尊重，但其實今次唔係只是電視圈的事，而是大家的權利被政府剝奪。」
其實陳璟茵很關心工人的飯碗問題，今年三月參與了貨櫃碼頭工潮，當時也擔當了司儀的角色，這亦是她的社運啟蒙。她在香港大學讀政治學與法學，對電視發牌背後的制度決策不公，尤其關心，覺得要盡力幫助推展運動，當專頁的管理員決定要以遊行的方式去介入運動，她也義不容辭地站到台前。
圖：碼頭工潮苦行隊伍 (受訪者提供相片)
圖：參與港大聲援工人 (受訪者提供相片)
商討：太傻太天真？
自反高鐵到反國教，每一次大型群眾動員在運動的發展方向上，均出現嚴重分歧，運動的帶領者往往成為被參與者譴責的對象，故此民間開放電視行動提出以現場商議式民主的方法，希望實踐直接民主。
但當晚所見，商討令不少參與者感到無所適從，當日群眾已視香港電視員工為領袖，民間開放電視行動提出讓群眾由下而上組織，這構思是一般參與集會的市民無法理解的，群眾習慣集會要有領袖提出方向；而且由下而上的商討，需要很清晰的組織討論和點票，這是長時間和資源的準備，也要群眾有這個意欲，以及員工理解並配合，當被視為領袖的香港電視員工未有配合時，不少市民亦沒有意慾參與商討。民間開放電視行動對各方面的構想有了錯摸，商討的安排因此被視為「趕客」活動。
不過，陳璟茵並不認為商討的安排如此糟糕：
「如果獨立地檢視商討成果，其實相當鼓舞，當然有不少溝通上和執行上的事可以改善，但當晚有近二千人參與商討，收到七十多份意見書，只是最後商討嘅成果因為種種原因，未能進一步回饋到運動之中。商議式民主係一個嘗試，可能唔完美，但它是一個處理不同意見嘅過程。」
陳的樂觀並未能說服記者，在旁的攝記就即時提出，假設警方當晚公佈二萬人參與的數字是真的，而當中只有二千人參與商討，即是說有90%的人沒有參與，我們還是否可說這是成功嗎？
陳璟茵認為這是「半杯水」的看法。「你見到還有半杯水，抑或只有半杯水呢？呢個好睇一個人對於行動嘅想像和判斷，有二千人參與商討係正面的。」
商討乃群眾運動，若果以警方當晚公佈二萬人的數字而言，這究竟是十份一杯水抑或半杯水呢？陳認為不能以參與人數判斷運動成果：「市民走咗，係咪代表運動失敗呢？如果商討的結果能夠令十二萬人包圍政總，咁睇係咪更好？重要的是後續力量。」
後續力量固然重要，但是，後續執行能力呢？陳補充道：「我們在手法上可能幼嫩，但這並不是完全天真的想法。而且，如果商討的結果能夠令更多人參與社會運動，這未嘗不是一個改變。」
無限復活的「Cap水」指控
對民間開放電視行動最嚴重的指摘是借籌款「Cap 水」。
「其實我好明白一涉及金錢係好敏感，但我要再講一聲真係無Cap水。」陳璟茵很無奈地解釋。
「籌款係為事不為人，唔係籌俾自己。其實本來打算遊行時籌款，但因為唔夠人手，去到金鐘就放低左。有熱心義工後在未知會我哋嘅情況下設立新的籌款箱，亦貼左唔屬於我哋的poster在籌款箱上，為了釋除公眾疑慮。我哋發現後已即時以膠紙密封錢箱，停止籌款。就算睇返網上張相原本遊行時嘅籌款箱係無職工會的poster，但義工臨場整嘅就有。我同區諾軒亦之後委託律師到場監察點算，原本打算把捐款交給香港電視員工代表，作公民廣場留守物資之用，但員工代表婉拒捐款。然而，在雙方協議下，決定將捐款全數捐給樂施會。」
其實，上述的解釋在 Facebook 專頁已貼出，但社會仍對籌款有不少猜疑，譬如說，因為受託的律師是有民主黨背景的文浩正，而樂施會的盧子健也是民主黨背景人物，捐錢的安排就被說成是「左手交右手」。當專頁管理人把相關的開支單據放上網，由於單據上沒有公司名稱和印章，便被指為「作假」，陳解釋當時有跟音響公司商談，但音響公司不希望「出名」並拒絕，故沒有公開正式單據，而非市民所指的「作假」。
陳璟茵最後也只能拋下一句：「如果再有疑慮的話，歡迎報警。」
不後悔
諸多的指控和攻擊，與過去網絡上一股打擊所謂「左膠」勢力有關，幾乎所有曾經帶領過群眾運動的社運活躍份子，在過去一年都被標籤成「左膠」，這次碰巧陳璟茵和區諾軒同為「左翼廿一」的成員，整個「左膠騎劫論」的情節便套到他們身上。
香港電視發牌一事上，按道理問題核心在於政府不公義或市民失去選擇權上，但最後竟誘發左右對戰，陳嘆道：「雖然有行動成員是左翼廿一，但團體從未介入過這行動，指控完全無根據。香港電視發牌一事變成左右之爭，原全失晒焦點。」
面對著一輪又一輪的指摘，有的甚至純粹為了羞辱女性運動組織者的攻擊，陳璟茵對自己當天的選擇，卻並不感後悔：
「我可以好堅定地講：我無後悔。」
「假如相信有必要出來反對政府呢個決定，而又相信呢個係公義的行為，相信呢個係正確決定的話，俾我重新選擇多次，我好大機會仍然會係呢個選擇。如果係咁的話，還後侮甚麼呢？」
昔日曾經因為受不了而崩潰的陳璟茵，今天想不到會以「好彩」來形容整個事件：
「其實幾好彩。雖然網上有無數瘋狂無底線的辱罵，但仍看到好多討論與運動反思慢慢地進行緊。此外，不論網上或主流媒體，都嘗試著釐清問題的核心，這些討論都能推進社會朝向好的發展。」
記者：梁佩珊
攝影：吳卓恆
編輯：阿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