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同志遊行因經費不足拋錨停辦，無法在烈日下昂首驕傲向前行，於是籌委會撰文（「今年拋錨的『香港同志遊行2010』」）交代因由，引發了一番對同志運動性格、方向、以至其階級取向的討論。《中大學生報》2010年9月號載有一篇題為「嘗試回到基層的性別運動」的文章，作者認為香港同志遊行瀰漫「中產情調」，忽略基層同志，故而呼籲性別運動要正視自身的階級盲點，「回到基層」。這樣善意的提點我們定當謙卑接受，但作者對「中產」、「基層」、性政治的想像，以及基於這些想像而作出的分析與指責，我們恐怕未敢苟同。
誰看不見「基層」？
作者在首兩段闡述了她／他們認為同志遊行以至更廣義的性別運動趨近中產化的觀察：（一）同志遊行隊伍中滿是悉心打扮、衣著華麗的參與者，又有歌手在舞台賣力表演以及（二）同志團體的歷史論述往往充斥「精緻之氣」，不是推出希臘神話、中國戲曲，就是同志偶像來增加正當性。若作者憑這些觀察便評斷同志遊行瀰漫「中產情調」、「忽略基層」，那未免粗疏得很。香港同志遊行以歡樂、自信、驕傲和顛倒尋常性別秩序見稱，因此在遊行隊伍中有各式妖艷鬼怪的扮裝。若把歡樂、自信、驕傲都批判為「中產情調」，在作者二元對立公式另一端的「基層」，豈非注定只能悲情過活、苟且偷生？不設入場費的同志遊行歡迎任何人以她／他們自覺驕傲的方式參與，而去年跟我易服同行的最少有兩位是低收入、長期失業的勞動者。他們或許從別處借來衣飾，又或用一點一滴得來的儲蓄購買「華麗」連身晚裝。請問他們在勁歌熱舞下搖動身動、伴隨台上台下齊聲歡呼，是「中產情調」，是應該趕緊痛斥批判的對象嗎？誰又看不到扮裝給她／他們帶來的力量和自我肯定，以至對性／別秩序的多重顛覆？
單憑參與者的衣飾便急於判斷整個遊行的階級置位，實在是過於魯莽，而且反映出另一個更深入的問題：對基層（同志）的單一想像。整篇文章都是以高舉「基層」經驗和視點來質問同志遊行的階級取向的。但在行文中，作者樹立了很多建基於中產／基層的虛假二元對立：前者愛美、有品味、懂得享受高檔生活，而後者則市井、實務、只記掛工作。因為誤信了這些二元對立，所以作者對收入低微但極愛打扮、變身、「迷戀」王菲、黃耀明、昂首闊步參與同志遊行的「基層」視若無睹，還倒過來搬出她／他們在遊行現身，視為遊行洋溢「中產情調」的證據，可說是一葉蔽目。我不禁要問：究竟是誰一邊高喊「回到基層」，卻在另一邊剝奪「基層」打做自己、驕傲向前行的機會？
性政治的眼界
作者指責，整個性別運動均有意無意忽略了「基層同志」，但是，作者對何謂「基層同志」的定義卻飄忽不定，時而以收入高低做界線，時而又把所有活在主流之外的同志算在其中。這種反覆不定的取態不單反映了定義有欠精確，也反映了作者狹隘的性政治眼界。她／他們寫道，「基層」同志在職場每每要「扮直」，擔心身份揭穿，所以惶恐終日。然而，要「扮直」、每天過著擔驚受怕職場生涯的又豈只是低收入的同志。
社會階級(class)跟性層級(sexual hierarchy)是兩個互有牽連但各自獨立運作的系統。現代社會往往把每個人的性行為、性身份、性慾望按道德優劣、好壞、正常與不正常、健康與不健康等標準區分和排序。一個高薪厚祿的資產階級可以因為她／他有異於主流的性(sexuality)而排在性層級的最低位置，若不幸曝光，也可以同樣帶來災難性的結果。前香港電台台長朱培慶和前特首辨主任林煥光都是因為桃色新聞而匆匆請辭的例子。因此，社會階級的高低不必然決定性層級的位置，也不一定提供抵擋性打壓的免疫劑。由是，擔心身份在職場曝光，跟社會階級高低的相關性，遠遠不及跟性層級的高低那麼密切。換言之，終日惶恐身份敗露的經驗，不是低收入同志獨有的，而是廣泛存在於不同社會階層的同志／性議異者，因此，不能以此區分誰是（經濟上的）「基層」，誰又是「中產」。文章中段，作者「嘗試」擴大「基層同志」的定義，將所有被主流排擠的同志都冠以「基層同志」。那麼，對她／他們而言，一個喜歡易服的中產男人是（性層級中的）「基層」還是（以經濟收入為依據的）「中產」？當這些社會階層混合性層級的例子在遊行隊伍中比比皆是，若仍然以為「基層同志」就只是那些收入微薄的人，便會把性政治約化為階級問題，以（經濟上）「基層」之名打壓（性層級中的）「基層」。
誰拋棄「基層」？
其實，把「衣裝華麗」、「美不勝收」、歌星名人到場支持視為「中產情調」，交替隱含了兩種對「基層」的理解：（一）「基層」作為低收入和品味單一的群眾；（二）「基層」作為一種獨特的做事方法。關於第一個理解，上文就嘗試以「低收入同志也愛花枝招展驕傲參與遊行」和展開「基層」的兩種含意來打破作者對「基層」的單一想像，接下來我便回應「（經濟上的）『基層』作為一種做事方法」。所謂「基層」的做事方法就是按（想像中的）「基層」品味、偏好、言語、習慣、生活風格來做決定、計劃、執行。因此，被別人批評「不夠基層」不一定代表活動沒有「基層」籌辦或參與，而是活動呈現出來的樣子不符合（想像中的）「基層」樣態，就如作者在文中不斷複誦的「衣裝華麗」、「美不勝收」、「衣香鬢影」，這些通通都被認為有違「基層」風格的「中產情調」，也與社會運動格格不入，甚至減低社運的抗爭性。然而，這種想法有三大問題：（一）將「基層」本質化、單一化；（二）視「華麗」和「美好」為「中產玩意」並劃清界線，放棄對「華麗」和「美好」詮釋權的文化爭奪，亦忽略「基層」對美學與生活風格也有追求；（三）以為歡樂與政治相對，將政治性／爭抗性緊緊的限於議會與法律之內。
在晚期現代社會，生活風格不再是上流社會的專利，所有人都在互相競爭、互相矛盾的知識競賽中各取所需，回來謀計自己的生活。於是，人生成為一個有待籌劃的開放事業(project)，身體亦復如是。即使生活捉襟見肘的人，也會在有限的資源下創造生活風格。要知道，金錢匱乏所剝奪的人生機會不同於傳統秩序分崩離析後所釋放的空間。以香港彩虹為例：香港彩虹乃同志遊行籌委之一，每天收留十多個在多重維度（年齡、經濟、性／別、精神狀況）上均屬「基層」的少年，他們因不同的問題無家可歸，暫住於彩虹中心。與一般刻板印象不同，這班少年絕非不修邊幅，頹靡不振，而其中更不乏專研平價撚手小菜的「小廚師」、義務替朋友剪出最潮髮型的「理髮師」，以及靈活運用有限衣飾配搭醒目出色的「形象設計師」。他們收入極微，卻處處展現多元個性和活力，對生活、身體、親密關係等的關注、反思和謀劃絕不亞於在上層社會階級的人。如果自認站在「基層」一邊的人無視或看輕（不同意義下的）「基層」在生活風格上展現的創造力，反而死抱僵化、抽離的「階級」觀點，不單是放棄了跟那些每天都在生活細微處起革命的「基層」並肩作戰，更糟的是失實的「基層」／「中產」二元對立，只會進一步壓縮她／他們的生活空間和能動力。
以「基層」包裝的精英立場
有說旨在展現歡樂氣氛的香港同志遊行欠缺政治抗爭，倒不如省下經費，專注推動法例修訂、同性婚姻等更有「意義」的「大事」。這種說法既對且錯。的確，同志遊行相比國際不再恐同日少了直接針對法例修訂、要求政府訂定性傾向歧視法，及同性婚姻等口號。但是，若單憑這樣便批評同志遊行「鋪張華麗」，毫無建樹，便是對「政治」有過份狹隘的理解（難怪作者在文章故意用同志「巡遊」代替同志「遊行」）。當性階層越見仔細，遭遇更強大的打壓力量時， 性異議者（例如易服、換性、變性、色情好愛者和皮繩愉虐） 能夠在光天化日下充滿自信、歡樂、驕傲地大步向前走，本身就是極具政治性的行動（這也就是同志遊行「出櫃」與「出軌」的雙重特性）。試想反高鐵的日子，村民在立法會門外擺放攤位，於商廈林立的中環鬧市裡展現不卑不亢、悠然自得的農家生活，既構成了一幅幅追求另類生活形態的圖像，也用最溫柔的姿態作出最強烈的控訴，其政治效果不言而喻。正如我在「今年拋錨的『香港同志遊行2010』」寫道：同志遊行就是讓「各式妖艷鬼怪、酷異精靈」，「在平時熙來攘往的街道上高亢come-out」，「顛倒尋常秩序、中斷主流價值的狂歡節」。同志運動體現廣闊的政治抗爭路線，從知識生產、錄像製作、文藝創作、法律訴訟、政策倡議到遊行集會，正正是要介入各個自有一套運作邏輯的領域，寸土必爭。遊行也好，巡遊也好，原本各顯政治，互相需要，但在狹隘的政治想像中，卻分了高低，定了優劣。可以說，這種「大事」／「小事」的區分才是真正的階級偏見，精英主義。
我毫不否認階級觀點的重要，但粗疏的分析配以狹隘的性政治眼界，可能會錯置槍頭，亦把豐厚的「基層」生活經驗簡化、誤讀，最後在「基層」包裝的精英立場下反而變得面目糢糊。
註：由於文章太長，為免失焦，今分一二兩篇，這篇針對中大學生報文章中流露的階級分析和政治觀，下篇將回應製作費、勞動剝削、妒恨情結及其他互聯網上的批評。
文：小曹 ( 女同學社執行幹事、香港同志遊行籌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