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零五年還是今年的政改方案爭辯期間，民主黨及其支持者都曾引用波蘭團結工會當年與波共的圓桌會議作例，以此來支持「溝通」與「妥協」路線。說來巧合，他們是否知道，當年團結工會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波蘭知識份子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剛訪問了北京，後來更路經香港？米氏在北京期間跟不少「非官方」知識份子見面對話，包括崔衛平、秦暉、徐友漁、許志永等等。
1989年，八九民運被鎮壓了，中國在中共統治下急速「走資」；在地球另一角，東歐及蘇聯的共黨紛紛倒台，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不同的命運之間是否有著某種連繫，二十多年後，還是說不清，是歴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這次波蘭與中國知識份子的對談背後有著說不清的歴史連繫。米氏自問不了解中國，只能為他的中國朋友打打氣。至於中國公共知識份子，關心的當然是政治轉型，念茲在茲的是，為甚麼波蘭能，中國不能？這說法也許太簡化了，沒有人期望有簡單的答案，崔衛平較早前便很用心翻譯及編了一本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會》，在互聯網上流通。
說來有趣，與香港民主黨學者的「拿來主義」作風很不同，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理解了米氏的波蘭經驗後，大部份反而有點悲觀。大概與會者都同意徐友漁的觀察，當今中國並不具備當年波蘭的條件，例如如團結工會、天主教會般的獨立民間組織，也沒有稍為持續而穩定的黨內改革派。因此，圓桌會談對當今的中國沒有意義。何清漣在會後撰文回應，悲觀之餘有點半開玩笑說，一切轉型問題只有專制者死掉才有可能。
我猜，「悲觀」的中國知識份子，過來人的米氏，也應該很想聽一下香港民主黨對波蘭經驗的不一樣詮釋吧！
米氏一般被稱為「新漸進主義」代表人物，也是團結工會「自我克制運動」（self-limiting movement）的構想者之一。其實，零五年香港政改期間，陳家洛兄在回應陳健民時已介紹過他。米氏不是談判專家，強調的不是溝通與妥協，而是堅持民間獨立自主路線，反對暴力革命奪權，並致力限制波共的權力被限制在政治領域，防止它滲入到社會與經濟領域。
1989 年的圓桌會議，是經歴非常漫長的社會自主化過程。波共一直拘捕及囚禁異見人士，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的布拉克之春，令波蘭人早就見識過共產政權的暴力鎮壓，但在戰後的二十多年裡，卻不斷出現地下活動與異見運動；七十年代中後更有獨立工會及工人運動，造就了1980年成立的團結工會，以及 1989年的圓桌會談。
米氏的成長，見證了這段漫長過程。年少時他見證了零散的異見運動，16歲便被波共總書記哥穆爾點名，19歲第一次被監禁。七十年代中後亦參與組成工人保護委員會（KOR），後來更參與了團結工會，期間也再次遭監禁。
然而，這段歴史不應被簡化為「自由」戰勝「極權」的成功經驗，米氏與波蘭公民社會這段成長過程，發生在1953年史達林死後，共產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已大大削弱，也不能單靠恐怖手段進行統治，故此，稱之為「極權」也不太準確，東歐知識份子此時開始對「後極權」時代思考。「後極權」的一大特點，就是這群唸著馬列長大的知識人，對共產理論幻滅；同時，當權者也漸漸打造「新建制」，以提供物質生活作為政治控制，共黨不期望民眾認同官方意識形態，反而鼓勵犬儒或虛無心態，在無力感下服從其統治。
因此，部份異見知識份子從文化甚至哲學角度，走出革命政治的暴力與權術，回到政治的道德及倫理的思考與實踐。在「後極權」的思考中，「極權」不是一種外在的邪惡，而是滲透在個人及社會之中。這在當時東歐的文藝作品中可見一斑，除了捷克的昆德拉（Milan Kundera）外，也包括香港人熟悉的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他1987年的《盲打誤撞》（Blind Chance）也有不少波蘭地下社會運動的面貌，更在敘事中突出人生處境，電影中男主角分別有三段可能的故事與結果：趕上火車到了華沙後變成幹部，在車站被警察逮捕成了異見份子，在車站遇上一名女子跟她結婚。個人進入權力體制、異見抗爭還是退回安樂窩，只是一個偶然機會。
奇氏不像米氏，他對反對政治失望，不過，致力抵抗虛無想法的人還大有人在。著名的捷克哈維爾（Vaclav Havel）提出「活在真理之中」（living in truth），反對活在謊言的虛無之中；而米氏等波蘭知識份子嘗試發展一種有別於共產黨的政治及論述，在民間中蘊釀一種共同語言或「共同地帶」。他在接受崔衛平的訪問中曾舉了一個例子，當一個社會發生礦難，當權者也好，反對派也好，便有機會尋找共同的解決方案，建立共同的議題、關注及語言。只有「共同地帶」不斷擴充，才能令政治轉型得以可能。
這讓我想起中國的四川地震，再次令我陷入悲觀。災難後的其中一個結果，竟然是譚作人被監禁，大量維權人士被打壓。他們自我克制，不想奪權或分享權力，只是要調查原因及要求政府公佈資料，實踐法律賦予的公民權。類似的災難似乎都沒有為我們帶來「共同」的可能，我突然想問，民主黨諸公是否反而看到希望？
米氏當然不可能給我們答案，不過，回到政治道德的訴求，似乎正切合今天的中國大陸與香港。由舊日極權者轉型打造的「新建制」不是已經太明顯了嗎？以「和諧」與「務實」為本的後極權不是已太張揚了嗎？犬儒與虛無不是已經太多了嗎？
回到香港的政改之爭，我們要做的不是打造另一個道德權威，而是要進入「後極權」的政治道德思考，尋回實踐勇氣。正如安徒所言，這次政爭最為可惜的是摧毀了「民間社會自衛所必不可少的倫理關係」，我想，現在該是同道人重尋「共同地帶」，也是中港民間的共同任務。
延伸閱讀
＜崔衛平：在社會衝突中尋找共同語言﹣﹣訪問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
《通往公民社會》
文章刊於《明報》2010.8.2「論壇版」（文章標題為明報編輯所修改，筆者最後決定還是用經修改後的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