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年04月17日
地點：關注綜援檢討聯盟
主持：葉寶琳、黃俊邦
紀錄：黃拱章
討論者：
關注綜援檢討聯盟(關綜聯)：歐陽達初
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工)：江仔
反特青：秦晞輝
捍衛基層住屋權益大聯盟：Poppy
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麥德正
引言
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推出各種表面上能針對部份基層團體訴求的措施，例如為綜援家庭的中小學生提供每年每戶1300元(全額，半額為650元)的上網津貼；為公屋租戶支付兩個月租金；額外發放一個月綜援、高齡及傷殘津貼等。
雖然本港的財政預算案一直被批評不能做好「資源再分配」的角色，變成循例的「派糖」工作，但本年度派糖「精確度」似乎比以往更精準，更符合基層團體爭取的項目，以致基層團體的反對聲音，看似比以往減少。有評論估計，政府此舉可能是為了回應反高鐵的壓力、或是為了讓曾蔭權在未來兩年可以「光榮退任」。但是次的討論，主要針對基層團體，以及傳媒兩個維度探討：
一、基層團體在爭取權益、回應政府施政時，是否出現了「雞仔化」現象－－即自我約約、只爭「雞仔數」，而忽略了整全、相互連結的社會福利視野
二、主流傳媒如何影響大眾理解基層團體的爭取過程？
是次訪問邀請五位來自不同民間團體的朋友，開展有關財政預算案「派糖」、及民間團體是否「雞仔化」等討論。
晞輝：學者宏觀觀點
反特青代表晞輝闡述了他曾參與的兩項公共研討會中對講者論點的闡釋。晞輝綜合了兩次講座當中部份觀點*(見註)，宏觀的指出三項觀點：
1) 醫療、人口老化和貧富懸殊所帶來的問題，是政府構思財政預算時必須面對三項主要排戰。
2) 整體的扶貧/限富策略的處理。例如在討論提高公屋入息限額時，需小心留意與現時市場租住樓宇的直接競爭；考慮引入銷售稅，如外國般集中向奢侈品抽稅，或引進印花稅、累進稅等，變相成為「富人稅」。
3) 引述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工資補貼」的建議。然而這種「錢入富人袋」補貼之優劣，則有待於其他場合探討，是次論討並不處理
最後晞輝講述了「反特青」組織的策略：負責訪問學人和重構與經濟、民生有關的論述，例如深化貧富懸殊的思考、以及對「大市場、小政府」論述的省思(例如現在的政府是否很「小」？)。
*註：兩次講座的筆錄詳見《【本地學者論預算案系列】蘇偉文：我們有沒有財政預算案？》(灕，2010年03月11日，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417)，以及《【本地學者論預算案系列】「誰偷走了我城的公共財？」研討會紀錄（上）》(灕，2010年03月17日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476)
Poppy：基層團體沈默了？
面對青年貧窮問題(例如近期大熱的「蝸居」議題)，以及基層在權益爭取行動被邊緣化的問題，政府似乎無心回應，只是以「補貼交通津貼」等小恩小專回應，但何以本年基層團體對財政預算的批評似乎消失了？Poppy認為，這與政府的「派糖」手段比以前高明、以及組織者組織上的困難有關。
Poppy指，政府發放的福利比以往更貼中部分團體的要求：例如綜援人士上網津貼、公屋免租等。但一些隨之而來的改變，例如公屋加租3%，有關這些的反思及呼聲似乎都消失於公共討論之中。
另外除了一直以來都不會組織發聲的中產，其餘的公屋租戶、領取綜援人士，以及舊市區的舊私人樓、板間房居民，他們也需要基層團體的組織才能發出足夠讓大眾聽到的聲音。今年的情況是：一些關注基層的有形團體或許因政府的「準確派糖」而沒有發聲。Poppy亦擔憂，以往老年、中年、青少年都難以組織起來的時候，推出「跨區工作交通津貼」，會將基層勞動人口會被分散至各區工作，組織群眾的難度將大大提高。
達初：省思「雞仔化」、傳媒「鬥慘」式報道
達初認為，組織者和街坊對預算案中的綜援其實也是有回應的。他們也會對預算案表達不滿，但達初自己也會質疑，這類回應是否一種「本能式」的反應。達初估計，可能部份組織自己也在組織和深化論述方面未見全力，加上在主流媒體的牽引下，每年對預算案的回應內容也相差無幾。
至於有言論質疑，組織爭取的，例如上網津貼，是否因為那些都是一定爭取成功的「雞仔數」，才會選擇去爭取？達初否認這種「數仔化」的指控，他指上網津貼其實是組織向政府爭取談判時得出的「正、反、合」結果，「雞仔化」的現象可能是主流傳媒底下，對基層團體報道不多而得出的錯覺。
說到主流傳媒，達初指傳媒喜歡搜索「悲慘」的個案，以感官形式滿足閱聽人的獵奇心態。於是傳媒報道的基層個案的模式是「鬥慘」，傳媒競爭的是感官震撼，競逐報道極端的個案，而非讓群眾以貼身的視野理解「貧窮」。
江仔：對青年、學者的冀望、傳媒欠「深化議題」的能力
派糖：連「雞仔數」也算不上。
江仔認為，財政預算本身其實只是一個政治角力場。政府只會在意自己的政治利益，因此不會對財政預算有很大的德道期望。但江仔指此預算案仍是令人「激氣」，讓人感到政府正「侮辱」大眾。
首先江仔認為此「派糖」並非「紓緩基層的生活壓力」的舉動，是次財政預算最主要受惠的，只是正向下流動的資產階級。是次預案的主要派糖措施：退稅(45億)和免差餉(86億)等，都是受益於在社會上屬較少數的小資產階級；相反免公屋租金(18億)和發放一個綜援(18億)等「派糖」措施，受眾較多的同時，實際預算卻比受惠小資產階級的前者少得多：人數多，分到的餅碎少。但江仔也承認，部分街坊歡迎預算內容，被政府成功「解構」。
有關「雞仔數」的討論，江仔澄清：是次基層團體做到的，只是爭取了公屋免租兩個月、交通津貼、綜援上網費等，事實是連「雞仔數」也算不上。江仔認為九十年代中後期，政府向不同基層團體逐個談判的時期，才出現「雞仔化」現象。
期望各群體的有機連結
江仔認為，工人和街坊現在身處的環境，很容易令他們感到無力、很容易妥協。回歸前個別基層團體的野貓式行動，政府也會作個別回應；可是現在政府立場「企硬」，甚至中央會協助圍堵、邊緣化提出個別訴求的基層團體。例如居港權爭議的問題上，政府已稱「西環有專責小組負責跟進」，這令爭取權益的難度大大增加。
當討論到協助基層的學者和青年抗爭者，江仔指：香港學者大多專注於製造論述，在重塑大眾道德和想像的工作上付出不少；但香港卻非常缺乏研究型學者，香港學術界沒有為大眾提供堅實的量性研究，使道德論述欠缺實質的數據作支持及推動。另下江仔也認為，近來出現的抗爭朋友對貧窮的論述普遍較為理想化。近來社會環境令更多青年自己有能力衝破社會加諸己的規範，下一步的「上山下鄉」式的經驗化累積，親身接觸基層，重構及推展貧窮論述的工作，則顯得重要。
傳媒對「貧窮」的空洞論述
江仔指，傳媒近來的走向是：報道中產的版面很大，基層的版面很小。誰能吸引大眾，誰就會被傳媒報道，個別行動一旦爭取過程太長，而傳媒沒有深化討論的功力，屆時難以被傳媒和大眾「消化」，就算報道也難有效果。例如有關居港權的報道，近年已經被邊緣化、甚至消音。另外江仔亦認同達初所言，指傳媒描述基層的生活困難，例必報道「板間房、套房」居民；報道年青貧窮，就必然會報道大學生失業，使大眾對「貧窮」的理解太空泛不著地、對「貧富懸殊」的想像卻又十分狹窄。
麥德正：勞工運動與主流傳媒 預算案中的勞工保障？
阿正在討論預算案之時，指出預算案中對勞工保障仍然薄弱。阿正指出預算案的主要方向，是為了穩定樓市健康，對勞工的保障則薄弱、分散。其中一項針對建造業勞工的一億元建築培訓，當中二千萬為加強職業安全，包括提供衛生設備，讓工人可在工作完畢後清潔更衣，「上班下班兩個樣」，用意是「提高工人的形象」；另外的八千萬則實行「五‧八‧一」計劃。即協助新入職工人，培訓期得五千元月薪，培訓完畢獲聘後得月薪八千元，工作半年後增至一萬元。
阿正認為，這些措施的用意是透過「勞工形象小白領化」，吸引年青人就業，如此便可在避免輸入外勞的情況，以應付未來數年的建造業高峰。但問題是：一，此行業非常辛苦、高危，開工不足、欠薪情況嚴重，失業率極高，單就一萬元的薪金以及形象工程去吸引年青人加入，果效成疑；二，政府亦不保證政策推出後「絕不會輸入外勞」。因此，阿正認為此針對勞工的計劃只是一個「敲門石」，如果政府喜歡的話，仍會輸入外勞。
另外，阿正亦補充，其實交通津貼的出現背景是作為最低工資的「前奏」，即既然最低工資未必能即時令低收入人士受益，推出交通津貼是算是解決其燃眉之急。
媒體引導輿論？
而在討論主流媒體的流變，阿正指：以往有關勞工團體的新聞，曾試過「就算只有三人抗議，也可以上頭條」的情況。然而現今媒體已不視勞工新聞為報道焦點，甚至是現在連五‧一勞動節遊行也難引起傳媒、大眾對勞工議題的探討(近期較受傳媒關注的就只有航空公司及蒸餾水公司員工的罷工行動)。
阿正認為，傳媒雖然也會批評政府、財團，但批評已變得重複、淺薄、了無驚喜，甚至已被「常識化」，難以深化大眾的討論。至於傳媒對貧窮的論述，阿正亦同意達初的說法，認為傳媒喜歡「獵奇式報道」，把貧窮問題化約為視覺上的官能刺激。
但阿正不論主流傳媒的論述方式如何不濟，仍是主導了大眾的意識。他以九十年代中期為例，當年樓價的高昂程度其實不比今時遜色，但當年主流論述也不會把它視為問題：就如陳百祥「我至叻」一曲背後的經濟至上價值，「玻璃可變鑽石」、「跑馬彩池我最勁」，紙醉金迷的生活模式仍為論述主導；而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被視為「民怨」導火線，也是因為當年傳媒煽風點火下的結果。
然而阿正亦指，近年「新媒體」的興起，有機會成為改變傳統論述生產模式的「突破點」，例如新媒體令運動組織在技術上變得容易(相反某些大型政黨只能靠地區樁腳，近年新媒體下的組織，則多了新面孔)。新媒體將帶來新的組織模式、新的知識形態，「新知識將不怕(傳統)傳媒」。
結論：基層的有機結合？
最後討論者在討論基層團體對財政預算案的回應同時，也帶出了「基層社群」的連結問題。在討論基層團體在連結青年或新媒體行動所出現的困難，江仔笑稱組織中已有不少人提出了團體本身的問題，但當中要作出改變的難度十分大，「再責怪也沒有用」。達初更指，不同基層群體本身必然存在矛盾，大多只存在機械的結合，因此在討論基層與青年新血的連結時，也要深化討論不同基層社群間作為「命運共同體」的關係。
阿正以工人運動和綜援的結合為例，指以往工會大多只爭取工作條件、工資待遇等權益，對於「綜援」此看似屬於非勞工問題則較少提及。但因為建築行業失業問題嚴重，因此帶動建築業工友開始討論綜援問題。達初也指團體在爭取綜援人士權益的同時，亦開始與工時、城市發展、工作倫理等論述擴展。因此，正如有關「最低工資」的討論，綜援、工人兩者的關係不是互相競爭，而是兩個群體處於同一階級內的結合。
特約記者：黃拱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