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後摩登時代的工人
前言：每年，我也會播放以下片段給我的學生觀看。除了教學需要外，我更希望他們能夠知道和記得工人背後的笑與淚，以及他們為建設整個社會所付出的血和汗。
也許，在很多人，尤其歐美發達工業國國民的心目中，類似上述摩登時代的恐怖景象已經隨著社會進步而煙消雲散。他們甚至以為只講究科學化管理減少成本耗損盲目追求生產效率不惜剝削勞工利益的「福特主義」(FORDISM)已成明日黃花。
然而，令人不安的現實是，隨著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加上強調科學管理的泰勒主義得到資訊科技革命的襄助而變得更具威力，不少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已經成為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的受害者。而近日屢成新聞頭條的富士康工人，便是其中的最佳例子。
也許你會和富士康的老闆郭台銘一樣不明白「個別員工」自殺和他們的工作有何直接關係。
但如果你看過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自殺論，你便會知道自殺絕非個人行為，而是一種社會現象。在書中，他嘗試分析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自殺數據，並發現以下四種不同的自殺型態。
1. 自負型自殺（Egoistic suicide）
自負型自殺的死者往往以為自己與整個社會格格不入。他們通常與人關係非常疏離，或甚少與人接觸交往。工業化社會追求高度齊一性的生活模式令他們無法繼續在主流社會正常地生存下去。
2. 利他型自殺（Altruistic suicide）
與上一種型態的自殺者不一樣，利他型自殺自殺者往往過份追求與所屬社區/群體保持密切的聯繫。為了所屬社區/群體的利益，他們甚至不惜犧牲生命。日本社會常見的剖腹自殺者便屬此類。
3. 失調型自殺（Anomic suicide）
失調型自殺者主要因為自己與他人或群體關係產生某些突變而萌生死念。忽然失去工作或社交失敗帶來的孤獨往往是其中的誘因。
4. 宿命型自殺（Fatalistic）
宿命型自殺者在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下已經不再相信命運可以由自己控制，因而產生輕生的想法。奴隸或長期被困的監犯便是典型例子。
儘管我們無法肯定輕生的富士康員工是基於哪種原因，但縱觀涂爾幹的分析，無論是上述哪一類型的自殺型態，站在欄杆外的他們也明顯是處於被動狀態的，因為他們的自我防衛機制正在受到外來力量的衝擊。
談到這兒，不得不談及工業化社會的工人和傳統農夫漁民或工匠的根本分別。儘管生活在工廠的工人在機器的協助下無需如漁農一樣面對來自大自然的威脅，也不用和他們的先輩一樣從事大量的體力勞動，但事實上他們卻要面對一個「嶄新」而直指人類脆弱心靈的問題：極端沉悶的工作環境。
在流水作業的生產線下，工人的身份，即如常常聽到的比喻，就是一顆小螺絲釘：他們每天需要長時間重覆又重覆地做同樣的動作。為了保持高效率，他們不能如從事漁農者一樣引吭高歌去紓發發自內心的鬱悶，卻要配合無情的生產線均一的高速。
而在全球化步伐加速的推波肋瀾下，為了與來自全球的挑戰者競爭，各大跨國企業不但選擇流竄至勞工法例相對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更加強利用資訊科技和其他高新科技進一步強化科學化管理的理念。漸漸地，無需會打定人的保安和會罵人的工頭，擁有成千上萬工人的工廠（如富士康共有員工八十萬）亦變成一個講究紀律和齊一性的部落。
事實上，如果我們相信上文提到個人與社會關係就是導致自殺的原因，甚至不否認坊間提出的「年青的八、九十後抗疫力較弱」的說法，那郭先生及他的管理團隊必須面對一個客觀事實：他們工廠的高壓環境似乎未有照顧員工的個別需要。當然，有人會批評這種「原罪論」對商人不公平－－除非我們容許工作環境變得自由散漫，否則工作一定會有壓力。
但值得富士康高層和當地政府考慮的至少有兩點：首先，他們的「科學管理方式」是在協助他們的員工適應整個「異化」的過程，還是加劇後福特主義對員工帶來的傷害？
其次，作為一個「富可敵縣／市」的企業，他們的「施政手段」是否符合國家／地區的道德倫理觀念？抑或，我們可以接受廠區自治一國兩制的處理手法？
可惜殘酷的答案早已在我們發問前已經出現。事實上，當我們看到富士康的處理手法竟是建天／地網及聘用一千名心理諮詢師的時候，我們聯想到的只有一個可能性：活在重視工農兵的共和國旗幟下的工人性命，絕對比不上富有祖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生產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