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部份
透過以上對社會民主對形式民主的批評，我們可以看到民眾的參與有其社會前提，純粹的形式沒有實質意義。不過社會民主理論的批評，仍侷限在民眾本身的經濟文化條件（如有基本教育以及合理的經濟收入），忽略了既有生產關係下的市場對於我們無遠弗屆的壓迫。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回到傳統的左翼分析。我大致將這分為三點：
（一）市場所做成的權力不平衡
在既有的市場關係底下，擁有生產工具者與貢獻勞動力者之間必然存在著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就財富而言，無論再大的財富再分配也無法解決一定財富不均的現實。在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就意味著權力。最容易體現的就是富人對經濟的操控，而這種操控並不是既有代議民主——那怕是社會民主——所能對抗。以最低工資為例，縱或我們擁有一個民選的議會以及領導者，也不能說要將最低工資訂在多少就是多少。現實的政治讓我們無法忽視資本的影響力，如果最低工資訂得太高，資本家往往有最大的皇牌：撤資。你要怎麼怎麼嗎，那我們就走，反正這裡賺不了我們去別處也行。這種手段，其實是赤裸裸的壓迫。在既有的市場的框架裡，有財富的人就是被賦予了這種法律所容許的權力。這種對經濟的操控，就是令有錢人能夠透過這種方式影響政治。這也是傳統左翼強調「全球資本流動性」 的重點。
（二）意識形態的操控
社會民主理論除了沒有處理財富所帶來的經濟權力不平衡外，它也沒有處理依附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意識形態壓迫。所謂意識形態有很多種說法，但簡言之就是社會上大家對與生活、價值觀、以至社會運作方式的想像。意識形態的壓迫就是這些想像令我們不自覺接受某些壓迫為理所當然。
比方說，為甚麼我們不覺得老闆其實掠去了我們大部份的勞動成果呢？大家都有付出，為甚麼我們就只獲得相對（甚或是絕對）微薄的工資這件事毫不在意？又，為甚麼我們會覺得「經濟發展」無比重要，以至覺得應該犧牲某些其他價值，但到實質上「經濟發展」的時候老闆不加人工我們最多只有怨言，卻又覺得必須接受？
這些各式各樣的預設，都已經深入我們對世界的想像。緣由可以有很多，按照傳統左翼的分析，這些或多或少都與既有的生產關係的市場運作方式有關。有些可以是直接的，例如在每天為口奔馳的情況下，我們不自覺地會覺得以售賣自己勞動力的方式去生存是理所當然，並相信大部份的問題可由金錢去解決，故其餘的追求都應服膺於物質的追求等等。另一方面，意識形態亦可以間接地透過傳媒運作來傳播。譬如說，現有的傳媒因為市場的關係，本身不可能太過背離主流思想；鼓勵消費、新聞娛樂化等等的趨勢亦與市場運作機制有莫大關係。誠然，意識形態與生產關係的具體關係極其複雜，筆者在這裡也只能稍為觸及。無論如何，有一點仍是相當清楚的：我們的想法的確因為活在既有生產關係之中而受到蒙蔽，而在既有的市場運作模式影響底下，社會整體想法的轉變極其困難，這是社會民主理論所無法處理的。
（三）民主的領域
林肯在蓋茨堡演說，提出了著名的「民有、民治、民享」之說，這些民字輩的已經算是耳熟能詳。但到底是甚麼被民有民治民享？讓我們看看原文："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原來，說的是政府——但政府到底是甚麼？街口的郵局算不算政府？旺角差館又算不算？其實，在當代的語境裡，當我們說政府是民主的時候，大多只是指其行政首長，以及立法機關是民選出來的。所謂的民治，不過是指「人民間接統治」。當然，不是說甚麼都要直接民主才好，基本效率的考量還是要有的。但不能否認的是，間接本身的確是削弱了「民主」這一理念的某些重要元素，而所謂「直接民主沒效率」的說法很多時都不過是藉口。這方面尤以政府行政部份最為嚴重。比如前之提到的警察或是郵政，其間接的成份大抵上已令其「民治」的元素幾近消失。如果不是牽連甚廣的事情，人民基本上都無法真正參與那些社會事務的運作（再說，即使發生甚麼轟動的事，政府還是可以透過影響輿論來處理問題）。社會主義式的民主，就是要擴大直接民主制，讓人民自治自管不同的社會活動，讓民治的意義深入社會各方面。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式的民主與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最大的分別，就是它認為所謂民主必須要擴充至經濟領域，而不只是侷限於政府。以上提到，生產關係的層性級性是社會不平等的最重要根源。為甚麼政治方面我們會期許民眾的平等自治，但在經濟上我們卻容許老闆的獨裁，乃至由上以下彷如中古領主性的層級管理（我們對此如此處之泰然，就是意識形態操作的最好例子）？左翼思想與自由主義思想的根本性分別之一，就是在於她主張經濟民主化。所謂經濟民主化，就是認為企業的運作必須建基於民主決策，而企業本身則由勞工共同擁有。這亦即是所謂的合作社模式。惟有這樣的模式，才可以徹底解取經濟領域上的壓迫。
左翼與五區公投的根本距離
回到五區公投。以上的左翼理論閳析，到底於現實層面有何意義？
左翼對社會的期許以及整體的分析，與自由主義的民主是有幾近無可踰越的距離。其對社會的基本分析，其基本的理論預設以及概念，均份屬不同系統。社會民主義思想，充其量還可以算是一種自由主義的內部修正（即使如此，我們還是需要一種典範轉移式的民主想像）：即放棄高舉產權，將種種社會權利放回一個較高的位置。但其對市場的態度（即馴化而非摒棄或根本改革）註定了它與左翼的分野。
是次五區公投的運動，既然從根本上亦無法從自由主義的框架下走出來，那麼我必須斷言，左翼的朋友亦必須從根本上對此活動保持某些距離。尤其，形式普選於民眾所取得的意識形態統領地位，對於長遠的政經改變必然會成為阻力。事實上，種種關於五區公投的論述之中，其中滲入的某些意識形態，實在不得不令人戒懼。在我的觀察底下有二：（一）以上提到民主與民生的政治對揚，「有民主才有民生」的說法，在支持五區公投的論述之中仍是俯拾皆是（最近的例子是公民黨借最低工資過橋），彷彿最低工資就是「另一個大家比較關心的議題」，而非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之一。由此引申的所謂解決方法仍是擁抱形式民主——我不得不說，這種說法是極其危險的。（二）經濟不平等的嚴重性被淡化，問題被歸於功能組別這一政治架構之上，而非其背後牽連甚廣的經濟不平等之中。
當然，我們毋須抱持敵視態度。但歸根結底，我們只須將之視為一種充權（empowerment）與帶動民眾覺醒的運動——其目標（即形式普選）——反而相對不重要。形式普選只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底下無可奈何的選擇。形式普選的最大獲利者只是中上階層，因為惟有他們才能夠真正行使參與政治的權利，而低下階層還是被扔拒於權力之外。
群眾運動而非政治博奕
要邁向我們理想的目標，包括經濟民主化以至擴大直接民主等等，首要條件是令民眾瞭解到大家都生活在種種壓迫之中，而這些壓迫不僅是被剝奪了政治選擇權這麼簡單，而在於既有僱傭勞動制度剝奪了人民生活上的種種。這種剝削不是理所當然，人民是可以去反抗的。如果五區公投於左翼的朋友有甚麼意義，那就是在爭取形式民主的過程中，揭示既有的壓迫，以及打破某些宿命式的悲觀。這些惟有在群眾運動之中才有可能實現。近期，五區公投因為在中央（甚或所謂溫和派）的打壓以有所消沉，而很多時傳媒上的焦點也轉移到具體的年份，以及種種憲制的想像。於我而言，這些都是無關痛癢的——因為五區公投的真正意義不在那些來回的討價還價以及其成果，其根本理應是一場群眾運動，一場讓群眾覺得可以選擇、作主、反抗的意識覺醒運動。具體的博奕，無論是中方的讓步，還是溫和民主派取得甚麼成果，終究只有外緣的意義。
作者為左翼21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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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21」是由一群有志於推動社會平等及進步的朋友所組建的平臺，以凝聚香港的左翼力量，建立和推廣左翼分析及主張。我們將透過討論交流、學習、出版等，介入社會時政，參與和支援勞工運動及社會運動。我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顧及廣大勞動階級的福祉，維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性別、族群之間的不平等，同時尊重不同性取向群體的權利。這一理想社會，必須依靠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和推動，同時需要不同群體透過共融互助來合力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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