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1 No. 14
當一個獨裁政權步向其終極危機但又未崩潰時，通常都會出現一次神秘的破裂。突然間，人們知道戲已經唱完：他們不再害怕。這不單是由於政權失去了合法性：權力的行使被視為恐慌下的反應，無能的姿態。Ryszard Kapuściński在Shah of Shahs這本講述霍梅尼革命的書裏，點出了那破裂的時刻：在德黑蘭一個十字路口，一名單獨的示威者拒絕服從一名喝斥他離開的警察，最終警察尷尬地走開。事情在數小時內傳遍德黑蘭，儘管街頭遊擊戰還持續多數星期，但所有人都知道這政權已經玩完。類似的事情是否正在發生呢？
對上月在德黑蘭發生的事，坊間有很多講法。有的視示威為親西方「改革運動」的高潮，與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爆發的顏色革命屬同一路數。他們支持示威作為對霍梅尼革命的世俗反抗，是新的自由民主伊朗擺脫穆斯林基要主義的第一步。亦有人持反調，認為艾哈邁迪內賈德確實贏出，他代表了大部分人的聲音，而穆薩維的支持主要來自中產階層和他們食飽無憂的子女。他們說，面對現實吧：艾哈邁迪內賈德是伊朗「應得」的總統。還有些人指穆薩維本身也是宗教體制的一份子，他與艾哈邁迪內賈德之間只有表面的分別。他同樣希望繼續核能計劃，同樣反對承認以色列，當他在兩伊戰爭的壓抑年頭出任總理時，得到霍梅尼的全力支持。
最後，也最令人難過的，是那些支持艾哈邁迪內賈德的左翼人士。他們最關注的是伊朗免於帝國主義的宰制。艾哈邁迪內賈德勝出選舉，因為他捍為國家獨立、揭露精英階層的貪腐，並用伊朗的原油收益來提高貧苦大眾的收入。我們被告知，這才是真正的艾哈邁迪內賈德：那個否認納粹大屠殺的瘋子形象只是西方媒體的創造。按此觀點，最近伊朗發生的事是重演一九五三年推翻穆薩德的政變﹝Mossadegh、在五十年代初將伊朗石油國有化的伊朗首相﹞──一場由西方給錢、推翻合法首相的政變。這種想法不單止無視事實﹝投票率由一般的百分之五十五升至今次的百分之八十五，只能解釋為人民以選票抗議現政府﹞，同時也是自恃高人一等地假設，對於落後的伊朗人來說，艾哈邁迪內賈德已經夠好了：他們還未成熟至可以由一位世俗左派管治。
雖然這些看法互相排斥，但全部都視伊朗示威是伊斯蘭強硬派與親西方自由改革派之間的鬥爭。亦因此，他們覺得難以替穆薩維定位：他是一位有西方撐腰、希望增加人民自由及引入市場經濟的改革者，還是宗教體制的一份子，就算勝出也不會對政權的性質有大改變？這兩種看法都沒有把握到示威的真正性質。
穆薩維支持者選擇以綠色來代表這場運動，以及德黑蘭民眾在夜深時上天台狂呼「真主偉大」，都顯示示威者覺得自己回到一九七九年霍梅尼革命的根本，同時否定了了此後的貪腐。群眾的行為更說明這點：人民有力的團結、創新的自發組織和即興的示威、自發性與秩序獨一無二的的結合。看那些遊行：數以千計男女，靜默無聲地上街。這是以自覺被霍梅尼革命欺騙了的支持者為本的真正人民抗爭。我們應該將伊朗的事件與美國對伊拉克的干預作對比：一邊高舉群眾的意志，一邊是外國強加民主。伊朗的事件也可被讀為對奧巴馬開羅演說的陳腔濫調的評論，演說焦中談宗教之間的對話：不，我們不需要宗教﹝或文明﹞對話，我們需要的是在政治上團結於穆斯林國家及其他地方爭取公義的人。
接着是兩個重要的觀察。一，艾哈邁迪內賈德不是伊斯蘭貧民的英雄，而是一個貪腐的「伊斯蘭─法西斯」﹝Islamofascist﹞民粹主義者，他是伊朗的貝魯斯科尼，混合了小丑式的裝模作樣和殘酷的權力政治操作，其所作所為連在大阿亞圖拉們之間亦引起不安。不要被他煽動地向群眾撤些麵包屑的行為欺騙：他背後不單有警政鎮壓機關和非常西化的公關部門撐腰。他也得到借政權貪腐致富的新權力階層支持──革命衛隊不是勞動階層民兵，卻是一間超級企業，全國最有權力的財富核心。
二，我們需要分清楚兩名對抗艾哈邁迪內賈德的主要候選人：卡路比﹝mehdi karroubi﹞和穆薩維。卡路比確實是一名改革者，推動伊朗版本的身份政治，承諾照顧所有類型的特殊群組的利益。穆薩維完全不同：他要復甦支撐着霍梅尼革命的大眾夢想。那是烏托邦之夢，比起強硬的伊斯蘭主義者奪權要大得多的夢想，而誰都不能否定當中那真誠的烏托邦面向。現在是時候回想起革命後的歡騰，政治和社會創意的爆發，學生和平民百姓參與組織上的實驗和辯論。這個大爆發最終要被抑止說明那次革命是如假包換的政治事件，它釋放了轉化社會的新力量：一個「凡事皆可能」的時刻。接着，當伊斯蘭政權大權在握，可能性才逐步被壓下去。以佛洛伊德的術語說，今日的示威浪潮是霍梅尼革命的「被壓抑者的回歸」(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這些都意謂在伊斯蘭內存在真正的解放潛能：我們不用回到十世紀去尋找「好」伊斯蘭，現在就有，在我們面前。未來是不確定的──民眾的爆發已被壓住，政權會重新得勢。然而，人們看此政權的眼光從此再不一樣：它只是又一個貪腐的獨裁政府。大阿亞圖拉哈梅內伊將會失去僅剩的作為有操守的精神領袖、凌駕於政治鬧劇的地位，只被視為又一個投機主義政客。但無論結果如何，必須記住我們目睹了一場不落入「親西方自由派 vs 反西方基要派」框架的偉大解放事件。若我們看不到這點，若我們因為自己的犬儒務實主義，喪失了認定「解放的希望」的能力，則我們在西方的人將會墮入後民主世代，迎來我們的﹝眾數的﹞艾哈邁迪內賈德。意大利人已經認識了，他的名字叫貝盧斯科尼。其他人正排隊等着。
艾哈邁迪內賈德和貝盧斯科尼之間有連繫嗎？將艾哈邁迪內賈德與一名由人民選出的西方領袖相提並論，不是很荒謬嗎？很不幸，沒有荒謬：兩人都是同一個全球進展的部分。Peter Sloterdijk曾說過，若過一百年後要為一個人豎立雕像，那個人就是李光耀──構思「亞洲價值的資本主義」並付諸實行的新加坡領袖。鄧小平讚揚新加坡是全中國都要學習的模範。直至今日，資本主義總是看似不可避免地與民主連結；沒錯，間中會出現幾幕直接的獨裁政權，但再過十年或廿年，民主總會回來﹝像在南韓，或智利﹞。然而，今天，民主和資本主義的連結已被打破了。
毋庸多言，這不是說我們應該否定民主以擁抱資本主義式進步，但我們需要面對議會代議民主的限制。美國記者Walter Lippmann當年造了一個新詞「製造認同」﹝manufacturing consent﹞，這詞之後被喬姆斯基﹝chomsky﹞發揚光大，但Lippmann原來的想法是正面的。像柏拉圖，他視大眾為一隻大野獸或者沒有方向感的動物群，在「民意的混亂」中掙扎。他在1922年出版的《民意》中說，這群動物必須被「一個個人利益超越地方的專門階層」統治：一個圍堵民主的基本缺憾的精英階層，因為民主不能夠帶出「全能公民」的理念。Lippmann所言並無神秘之處，那顯然是正確的；神秘之處是，在我們了解真相後繼續參與遊戲。我們裝作自由地行事，卻不單接受而且要求一道看不見的指令告訴我們如何做和如何思考。
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民主體制裏，一般的公民實際上是一個君主，但只是一名身處於憲政民主下的君主，其決定按公式而為，其作用就是簽署行政當局建議的政策。民主正當性的問題跟憲政民主的屬同一類：如何維護君主的尊嚴？如何做到君主好像真的在決策，但我們都知道不是真的？我們指稱的「民主危機」，不在於人民不相信自己的權力，相反，是當他們不再信任精英，當他們看到空置的皇座，當他們發現要自己做決定。「自由選舉」涉及最低度的禮貌展示，即那些當權者假裝他們不真正掌握權力，而請求我們自由地決定是否賦權與他們。
……待續
圖：六月伊朗總統大選時四名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