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們不畏逮捕，堅持鬥爭，街上講演的人不斷增加。最後到六月四日，政府已關押了1150名學生。……面對這種武力報復的威脅，學生們不但沒有屈服的表現，反而增強了講演的活動。六月五日上午，在街頭講演的學生已達五千多人。每個街道、胡同、公園、市場都變成了公共集會場所。他們站在木箱子上慷慨陳詞、聲淚俱下。北京當局已不能再逮捕更多的學生，只得驅散那些為學生們的講演深為感動的聽眾。」
「在大逮捕的高潮中，全市大部份學生顯示了決心和作好了進監獄的準備。他們身背被褥，準備在拘留所裏安身。員警往往被學生們的愛國精神所感化，變得對學生同情起來。當上司看不到時，他們就讓學生到旁邊街頭去講演，說道：『我們和你們站在一起，但是不想惹麻煩，請往那邊走一點』」。
「教員們也前來援救學生，送來了食物和毛毯。北京教職員聯合會的八名代表，其中包括匯文大學的一名美國教授，衝破阻撓來到學校監獄慰問被捕學生。……學生監獄中的慘狀一經在公眾中報導，立即引起了一場抗議政府的風暴。各團體組織……代表及個人代表數百人，前往監獄，慰問被困禁的學生，向他們提供食品和其他援助。但是對所捐助的錢，學生們都拒絕了」。
「六月四日下午，上海學聯在收到從天津發來的有關北京大逮捕的電報後，立刻掀起了更強大的爭取工商界支持的運動。他們火速散發了載有這一消息的新聞號外、標語和傳單。晚上七點以後，街上到處都是頭戴白帽的學生在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
然後，「六月五日早晨，罷市果然開始了，天剛破曉，學生們就已開始上街演講。早晨，整個南市區的商店都沒有開門。運動迅速擴展到相鄰的市區。上午八點左右，法租界周圍街道兩旁的商店參加了罷市，約一小時後擴展到法租界。上午十點到十一點之間，又擴展到公共租界內的英美租界區。罷市像野火一般繼續向閘北蔓延，中午時分遍及了全市，隨後又擴展到郊區。各種店鋪、包括娛樂場所和飯館都關了門，只有一些外國商店例外。這就是說，在幾小時內，一個擁有153.85萬人口的城市被臨時安排、倉促組織的商業罷市所席捲，以支持1.3萬名罷課的學生」。
「商人罷市使整個城市呈現一片淒清，超出了西方人的想像。……但上海並沒有變得人走城空，相反，在街頭聆聽學生們講演的人越來越多。全市各個商店的門窗都貼上了白紙標語，上面寫這樣的口號：『商學一致，速起救國』、『還我自治、釋放學生』、『不懲賣國賊不開市』」。
余生也晚，一直要到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才讀到周策縱先生在1960年五月四日出版的經典《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當我看到上面這一段乾淨簡潔、絕不煽情的文字時，竟不禁悲從中來，眼淚不住，一個人在夜裏圖書館的小桌上低聲哭泣。多年之後，我和大陸一些年輕朋友談起這段文字與自己當時的反應，他們明白我說的道理，但顯然不能體會其中的苦澀。
其實那也不純然是苦，而是時空壓縮在紙頁上所生的恍忽；歷史對我們開的玩笑，表面重複，原來是變奏；巨大的渴望使我們相信一切美好「就立刻要實現」，但卻在瞬間潰散灰飛。我甚至懷疑在另一個平行的空間有另一種現實：
「就像當初迫不及待地逮捕和關押學生那樣，政府現在又急切地想擺脫學生。六月七日，四名教育部人員作為『非官方代表團』到拘留所說服學生離開，但沒有成功。第二天政府又派了一個兩人『勸慰代表團』，其中一個是國務院秘書。他們向學生解釋，政府承認犯了錯誤，表示歉意。員警也表示了歉意，並派汽車到學校門口。許多社會組織派了幾千名慰問代表，他們在政府和學生之間進行調解」。
「只是在這種情況下，自願關押的學生才于六月八日在鞭炮和歡呼聲中走出學校監獄，前去參加同學和市民為他們舉行的熱烈的群眾大會和歡迎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