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手握巨大資源和權力的國家機器，社會運動進行的抵抗頂多算是實力上強弱懸殊的對峙。像參與一場從一開始已被對手遙遙拋離的賽跑，注定落後的一方要拚命追趕，縱使機會渺茫也得設法迎頭趕上。既然是強弱懸殊，十之八九難嘗趕上的味；更多時候，特別於國家機器全力反撲之際，其實更要懂得抵住那一距離愈拉愈遠的形勢。民間反對者不常勝利，務須練就一股敗而不倒的精神，不放手任何可能實現希望的一刻。推至極致，他們會以最後之人的姿態出現，我第一個想起阿草。
他是兩年前留守至皇后碼頭頂上的人。戴上草帽的他履行了許諾，縱然碼頭仍是不保，烈日當空近十小時策略性地佇足於碼頭頂的最邊緣，至他能承受的最後一刻。不消說，責難阿草阻住地球轉的人並不少，特別當截然相反的兩種邏輯並存之際：人們愈堅持便愈構成阻礙，骨頭愈硬罪名愈大，風骨被剝去了所有褒揚的含義。但我想無論現在抑或未來，希望了解香港這段城市發展史的任何人，只要看看那些蹲據皇后碼頭邊沿的照片，都不會接受官方那套由漁村到都會的神話。這情在重建區更是如此。
三年前，即我仍在囍帖街做社區工作的時候，甘太是最後一個被迫交出業權的老街坊。市區重建的政治其實是一種名副其實的時間政治。首先是時間消逝。大部分深信「民不與官爭」的居民逐漸退場，街道凋零，十室八空的環境又不安全；另外，站出來的老街坊也要頂着社會輿論和茫茫前路的壓力，更常見是家人的反對：「唔好搞咁多嘢喇！」還有市建局天天威脅着有個大限：你現在不搬，兩年後我一樣可以執行土收（土地收回條例）。但在此江河湖水逐漸退去的乾涸時刻，甘太卻是其中一個撐到最後的人。當時，她的堅持仍是重要的希望：旨在社區保存的民間規劃方案仍是利東街可能的未來。比阿草的形勢更嚴峻，那段日子親市建局的媒體版面充斥中傷的報道。
我不會問甘太為何不撐到被抬走的一刻，也不會問為何阿草不能多蹲一段時間，兩位尊敬的朋友已經超額完成，他們已經做出了超乎尋常的事情。形勢比人強，與其思考如何勝利，倒不如籌謀每一次的抵抗如何失敗得更有「殺傷力」。近日我再聽見了這樣的情景，他就是深水埗兩代都做花牌生意的黃生。
正如利東街，深水埗社區運動在反擊了政府好一陣子之後，好些街坊都在沒第三條路的選擇、頂着社區凋零的壓力下遷出。可是，黃生仍沒有走。為什麼？話說居民提出了法律訴訟，直指房協沒有按「法定要求」於重建前進行「社會影響評估」，涉嫌行政失當。就是說，欠缺此一評估的重建一來是違法的，二來是當局因而無從評估重建帶來的破壞，更遑論如何恰當地保存社區了。沒有遷出為的許是這些。當然，我不知道仍在申請上訴的他，於這注定強弱懸殊的荊棘時刻可以熬多久。也許，在不敢奢想勝利之餘，唯有想想如何失敗得更有力量，令將來的重建不會像今天般草率。
記得自己被抬出皇后碼頭的最後一刻，內心反覆念着：碼頭不是一定要拆遷的，警察抬走的其實不是我，而是那一改變的可能。反過來說，最後之人守護的當然也不是自己，而哪怕是丁點兒的變革可能，支撐着那一遭統治者意圖不斷抹去的歷史裂縫，或曰希望脆弱之所寄。
本文刊於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