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關於一場社會運動和一個人的故事。
出發到日本採訪八大國峰會前，臨急臨忙翻了一些日本社會運動的書。我給自己的任務是，要從日本的社會運動經驗中吸取資源，以刺激在香港看似舉步維艱的工作。最初是從議題出發──我在香港關心城市規劃和文化保育，於是順理成章地想了解日本的町造運動﹝Machizukuri﹞。結果，來了日本一個星期還沒機會看町造運動，卻居然切入了本來最不﹝想﹞留意的日本反戰運動，更誤打誤撞到了日本社運史上其中一個極重要的反戰場地。
那個地方叫立川﹝其北面的小鎮叫砂川﹞，離東京市中心大半小時火車程。因為沒錢住酒店，我和兩位民間記者在東京一個社會運動網絡安排下，拖着沉重的行李到了立川車站，準備寄住在一個團體的辦公室裏。在火車站等候時，一個貌似露宿者、上顎掉了門牙兼留着及膝長髮的中年婦人迎着我們咧嘴而笑。我是直到同行的日本朋友跟她熱情地說話，才確定這位正是我們在立川的東道──高田幸美。
像極了宮崎駿動畫中的巫婆的高田幸美，在夜深中領着我們回其「老巢」。「老巢」一如所料有陣陣異味傳出，混亂不堪，但有兩點特別引人注意。一﹞屋內有幾道書牆，上面﹝奇怪地﹞整齊放着一排又一排文件和書本、有些文件匣的漢字標題很奇怪，如「一周監視」和「反天皇關係」，年份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書則全部和軍事有關，如《防衛2005平成17年版》和《陸上自衛隊》，單看這些，反恐部門絕對「有理由」懷疑他們是準備發動暴力革命的「過激派」。二﹞從屋子的陽台看出去，是不見盡頭的漆黑一片，跟屋子裏的書和文件一樣神秘。
胡混地睡了一覺，寂靜的立川市郊，一到清晨卻熱鬧起來，不是人聲，是幾乎每十五分鐘便有一架軍用直升機飛過，有時是從屋後飛到屋前的空地，有時是從空地飛往四面八方。這片空地，是東京都其中一個最大的自衛隊基地──「陸上自衛隊立川駐屯地」。而我們身處的「老巢」，就是從一九七三年開始長期「監視」立川基地的老牌反戰團體──「帳幕村」﹝tent mura﹞。
在戰後日本歷史上，有兩場關於土地的重要社會運動，其一是一九六零年代反對興建成田機場運動﹝至今還有拒絕收地的農民，在跑道旁的私地耕種﹞，另一場於再早幾年爆發，地點就在我們眼前這個立川軍事基地。立川機場在一九二零年代已經落成，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後由美國軍管，美軍就將立川改為空軍基地。到了一九五五年，美軍和日本政府公布要在立川北面的砂川徵地擴建跑道，馬上激起戰後日本第一場激烈的反美運動。運動由砂川的農民帶頭、加上僧侶、工人、學生、左翼政黨聯手支援，數以千計民眾與警察頑抗，阻止政府的測量員到砂川進行測量﹝下圖﹞，抗爭一直持續至一九五七年，美軍才宣布放棄測量工作，變相擱置擴張。這是日本民間第一次成功阻止軍事基地擴張的重大勝利，為六十年代更為激烈的左翼反美運動揭開序幕。
一九六九年底，美軍在壓力下撤離立川空軍基地，三年後，陸上自衛隊突然強行進駐，日本民眾再次大規模動員起來，在立川市發起示威，又在基地外面長期紮營抗議。立川市火車站外豎起了巨型的標語：「自衛官，你不能把槍口對向人民！」「帳幕村」就在那時成立﹝下圖﹞，並開始持續了三十五年的抗議，直到現在。
「帳幕村」對抗自衛隊的策略很好玩。第一要緊的是阻止基地繼續擴張，因此，「帳幕村」從一開始便在基地北面的砂川開始耕種，那塊被稱為「基地擴張保留地」的地帶，部分是政府在五十年代強徵回來的。「帳幕村」像下圍棋一樣，先堵住北面，到了八十年代末，為了堵住基地向南擴張的可能，「帳幕村」的成員籌錢在基地以南的住宅樓中買了一個房子，名正言順地以業主身份對抗自衛隊。
阻止基地擴張外，「帳幕村」亦成了批判日本愈來愈右傾的軍事政策的重要橋頭堡。三十多年來，「帳幕村」成員堅持每月一次開車在立川市遊行反對自衛隊基地，參加人數雖然只有十個左右，但已成為立川市獨一無二的「風景」。成員亦組成了監察組，監察基地內所有異動。高田幸美對於立川基地內有什麼類型的飛機和數量瞭如指掌，當她留意到軍機數量大幅增加或種類有變化，例如加入了攻擊型直升機時，她便會聯絡立川市政府的公眾辦事處，要他們向立川基地查詢並施壓，再組織行動抗議。
「帳幕村」還會籌辦一年一度的立川節以及環軍營賽跑﹝五十至一百人參加，包括玩音樂的、社運參與者、馬拉松選手等﹞，又定期印發「機關紙」﹝即會刊﹞，至今還有五百名訂戶。
三十五年來的堅持產生了巨大的力量，立川基地不單不能擴張，日本政府還在壓力下，將立川基地約一半的土地還給民眾，在八十年代初興建了「昭和紀念公園」﹝看下圖﹞。「帳幕村」現在主要的工作，是反對立川市政府打算將「基地擴張保留地」改為地產發展項目謀利。高田幸美認為，「砂川鬥爭」是見證日本社會運動的重要一役，「基地擴張保留地」只應該用作興建以反戰、和平及「抵抗歷史」為主題的公眾設施，令下一代不會忘記。這樣發展下來，立川的反軍事基地鬥爭竟又與城市規劃和文化保育等議題連起來了，真的令人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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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是人的連合，像「帳幕村」這樣持續經年的馬拉松抗爭，置身其中的人都靱力非凡。高田幸美說完了引人入勝利立川基地鬥爭，就開始說她自己。
她是一九七三年生的﹝天呀！我當時問她一九七三年時是否已參加了「帳幕村」﹞，無獨有偶，她在北海道鹿部町的家鄉旁邊，又是自衛隊的操炮區，直升機和炮彈聲早就陪着她成長。在札幌唸美術學院時迷上了嬉皮士文化，開始玩音樂，留dreadlocks頭﹝即不剪髮不洗頭讓頭髮「自然」捲曲成辮﹞。一九九七年坐順風車由北海道來到立川附近的日野本町，和嬉皮士朋友紮營住在玉川河邊的樹林裏。從那時起，她開始以音樂介入社會運動，反對日野本町的澡堂加價﹝那是住帳幕、廉價屋和露宿者必去的地方﹞，也開始參加「帳幕村」的活動。
住帳幕的浪遊生活在二零零零年底戛然結束。一場大水把帳幕和家當通通沖走，幸美無家可歸，遂搬到「帳幕村」的監視辦公室，也順便成了「帳幕村」的主要職員和農夫。
這八年裏，幸美遇上了「帳幕村」運動的第二個高潮。二零零三年，日本政府如火如荼地推動派出自衛隊到伊拉克，士兵正是由立川基地乘直升機到愛知縣的小牧基地，再轉大型軍機到伊拉克。立川基地再次受到關注，「帳幕村」責無旁貸，成為反對日本出兵、讉責日本政府違反和平憲法第九條的運動重心。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七日，自衛隊三十名先頭部隊出發赴伊，「帳幕村」印了抗議傳單，由三名成員拿到立川基地旁邊的自衛官宿舍，投入每一家的信箱。「帳幕村」之前也不時將傳單投到宿舍門口的信箱，一直相安無事，這次卻刺中了日本政府的痛處。日本警視廳在一個月後以「住居侵入」罪名將三人拘捕。之後未經審訊，將三人拘留在立川警局及法務省拘留所共七十五日。如此橫蠻行徑令輿論嘩然，亦令此案受到全國關注。審訊一共拖了三年，剛剛在今年年中結束，地方裁判所判三人勝訴，但高等裁判所和最高裁判所分別判三人有罪，其中一人罪款十萬日円，幸美和另一人罰二十萬日円。「日本是一個非民主國家。」幸美如此總結事件。
高田幸美在「住居侵入」案中一審勝訴，舉起「無罪」紙牌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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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是什麼令立川反基地運動歷久不衰？幸美很清楚地說出兩個原因，一﹞因為有「砂川鬥爭」的勝利歷史；二﹞因為運動和生活緊密結合。這兩點都說到了關鍵，幸美就是後者的親身示範。離開東京前一天，我們一行人到了砂川農場幫忙除草。農場上還有一些老伯伯和老婆婆在耕種，大家在地裏忙着，自衛隊的軍機就在天空上忙着。黃昏，我們攜着幾袋剛剛割下的蔬果回家，經過基地時，警察特意提高嗓門喊「你好嗎」以示威。幸美則展示其招牌「冇牙傻笑」面對挑釁，像是說：這就是我的生活，你們能奈我何嗎？
我問，香港人無論搞什麼都是三分鐘熱度，我就是人版，為何你能在這間屋裏一獃八年？她反問我：「我不明白香港人為何一年兩年就離開。我認為不斷追求新的機會，是壞習慣，是資本主義的邏輯。」
我問，幸美，你參與反軍隊運動的思想動力﹝inspiration﹞是什麼？「當然有延續日本的六十年代的反戰學生運動，但更多是源自一九七零年代的嬉皮運動。因為音樂，我受音樂運動影響很深。整個日本反戰運動，最大的刺激就是來自反越戰運動和美日安保條約﹝當然還有二次大戰的原爆﹞。」「那反省侵略亞洲國家的過去，是不是另一種動力？」「我一定有感覺，日本對其他國家的殘酷侵略是其一個我投身反戰運動的原因。確實，日本的歷史有兩面，一面是侵略別國的歷史，一面是被侵略的歷史。有的人會把兩面歷史都放在心裏，但一般的民眾，以至一般的市民社會團體，很多時都沒有想像力把兩面都想透。」
這不是什麼難明的道理，但當我親眼看到幸美對監察本國軍事力量的堅持、看到日本眾多團體反對修改和平憲法中「禁止以戰爭來解決問題及禁止建軍」的第九條、看到日本人如何批判公帑過份投入在國防上、看到軍事基地對生態和文化的禍害如何被透徹地曝露，我才覺察到香港以至中國在這方面的缺席。解放軍在一九九七年回歸時，為何需要全部接收英國殖民者為嚴管人民而遍植港九新界的軍事基地？為何解放軍有了昂船洲的海軍基地，還要在中環新海濱填海區興建長一百五十公尺的軍事碼頭？為何香港人視解放軍的開放日為嘉年華會，卻沒有人要求解放軍將那些過多的操炮區和軍事基地還給市民？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詳細交代其軍費支出，供人民監察。為何我們對軍隊、對暴力、對戰爭沒有了警惕？
日本的反戰運動，當然有其厚此薄彼的脈絡﹝經常強調受害的部分﹞，但我們是否只顧着說人家的不是，卻忘記問是什麼樣的脈絡，令香港以至中國沒有出於自省的反戰運動。這是我日本之旅學的第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