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香港政界有「顧問治港」的說法,意指政府極為依賴聘請顧問提供政策或技術意見,尤其以城市發展方面為甚,猶如「顧問建港」。這些規劃或工程顧問,深入政策制定及城市規劃決策過程,對香港的公共政策和城市發展舉足輕重,但普遍香港市民對這些專業顧問的理解並不深。
以城市發展方面為例,研究員翻查過去10多年由規劃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市建局等與城市發展相關的部門與公營機構聘請的顧問研究公司,整理出已經完成至少56份研究,主要屬於「可行性研究」及「規劃及工程研究」,發現高度集中於由數間工程顧問公司包辦。
兩間跨國企業包辦近8成城市發展相關顧問研究
有兩間分別來自英國和美國的跨國基建顧問研究公司—ARUP及AECOM,在過去十多年分別竟包辦了至少26 和17份顧問研究,合共佔比77%。當中不乏極具爭議的發展計劃:ARUP 的《中部水域人工島研究》(即明日大嶼)、《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檢視大嶼山的交通運輸基建網絡及旅客接待能力的研究 – 可行性研究》;AECOM 的《油旺地區研究》、《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勘查研究》等。而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開發計劃北部都會區旗下的規劃研究,均是充斥著他們的影子【註1】。
總覽計劃牽涉的地區,遍佈北部都會區、新市鎮如將軍澳、沙田、市區與油麻地旺角,遠至大嶼山和離島,可謂香港「無處不被顧問研究」。毋庸置疑,這些平日、以專業面孔示人的顧問公司,市民極為陌生,但它們正深入地影響了城市生活的各方面。而當某幾個顧問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力如此巨大,我們不得不理解這些顧問與政府中人的互動,它們又實質地如何影響了規劃和政策。
鬥大鬥多:過份樂觀估算
由不同工程顧問作前期規劃估算的工程,在項目落成後,市民才具體知道當年的估算樂觀得多離譜,顯示這並非個別顧問的問題,舉例說:
港珠澳大橋:2008年顧問研究指,到2020年大橋將有每日15,350-22,300 架次使用【註2】;通關後的2023年,相關平均數字為6,244 架次【註3】,因「港車北上」,今年復活節假期,數字「創新高」,但只是12,000架次,為估算2020年車流量下限的不足8成。
機場三跑:2011年的估算機場客運量會每年增加3.2%,預計2023年及2031年的客運量分別為7,560萬及9,728萬,以證明三跑的必要性【註4】;2023年實質的客運量為3,938萬【註5】,只及估算一半。雖然有疫情後未完全復甦的因素,但表現遠遜鄰近機場。
而很多籌劃中的新發展區的估算數字亦很令人懷疑,例如新田科技城的300公頃創科用地,背後沒有任何具體產業規劃的用地需求估算公佈過(是否有做過評估亦是疑問);北都的洪水橋/厦村將提供不少於200萬平方米商業樓面面積,亦多得令人質疑。
早年由顧問公司提出「經濟用地需求不斷增加」的估算【註6】,成為政府支持舉爭議性的大型基建的強勁後盾,但現時本港及深圳的商業樓宇空置情況嚴重【註7】,今天看來數字樂觀得極其離譜。
脫離本地脈絡:「無中生有」的騎呢設計
細閱部分顧問建議的選項和設計,亦發現不少接近無中生有、缺乏考慮本地脈絡,但頗能吸引人眼球的元素,例如明日大嶼人工島建議仿效加拿大的「漁人碼頭」加入「離島旅遊元素」,指為本地漁業界提供升級轉型機會;沒有充分理解上水蕉徑本身已為全港最高質農業社區,趕走農民、填土破壞最優質農田,然後在水泥地上搞本來在市區也可做到的水耕。
這無不令人懷疑,這些顧問所提供的專業意見,其實有多貼地,還是只是一些為吸引官員眼球而提出一些脫離本地脈絡和需要的建議,甚或乎未經推敲下,挪用外國例子套用,而忘記了本身漁民只是要一片可以繼續捕魚的海域,忽視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的基本差別,而導致選址錯配。
隔層紗:顧問代勞做諮詢活動 公眾諮詢公關化
除提出具體規劃建議和估算外,顧問亦會受委託進行公眾諮詢。而由於這些公眾諮詢由非公務員的技術顧問代勞,其專業是工程相關,而非面對群眾。顧問採用大量的規劃和技術語言,一般市民會感到難以理解,顧問亦非官員或政策背景出身,亦沒有決策權,未必能夠妥善理解受影響居民的憂慮。
而真正須向市民交代發展計劃細節、向公眾說明發展必要性的官員,面對民間大力質疑時,總會搬這些顧問的專業面孔出來,證明研究中所有數字和理據均是滿足社會發展需求,而最終結論是項目必須上馬,顧問和政府運用這些技術語言,導致公眾很多時處於集體失語狀態。
而過去數個由顧問協助或執行的大型發展計劃諮詢,從諮詢設計、過程和詮釋手法都引起爭議。2018年「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活動中作民意調查的土地供應選項「點心紙」,被批評具引導性和不科學,引導市民支持填海計畫【註8】。
計劃中的《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背後的規劃理據為顧問所做的一項旅客意向調查,調查結果顯示9成到訪大嶼山的旅客感到滿意,但7-8成居民認為已經太多旅客【註9】,較為合理的推斷是不應再增加大嶼山的遊客數目,以維持旅遊質量,但顧問卻得出要為大嶼山增加旅客接待能力,興建隧道、天橋等接駁南大嶼、增加泊車位,接待更多遊客到訪新景點,由此可見這些顧問研究已似有前設。
更甚者,近年顧問所策劃的公眾諮詢,透明度越來越低。當年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所進行的三階段諮詢已經消失,取而代之是內部和業界諮詢會(如新田科技城),都以閉門會議進行,只見大部分專業團體以及地區鄉紳獲邀出席,剩餘就只有「地區持分者」,連是誰也沒有公佈。而剩下的「公眾參與」就只剩下巡迴於各區商場的概念展覽和小冊子等,與公關活動無疑。
全球「顧問」亂象:策略性誤導及樂觀偏見
估算有問題、推論惹爭議、諮詢欠透明,這並非個別發展項目如是,而是橫跨多年、跨地域和工程種類均是如此,顯示這並非獨立事件,而似是系統性的結構問題。
這亦是並非香港獨有的全球現象,牽涉到工程/規劃顧問這行業本質的問題。研究基建的著名地理學者Bent Flyvbjerg ,在分析20世紀數百個巨型工程後,提出兩個有趣概念,來解釋為何那麼多基建估錯數及超支【註10】:
樂觀偏見 (Optimism bias): 在項目規劃階段,倡議者(如政府)和顧問傾向低估項目風險和高估回報;顧問因想項目得到通過,傾向將項目描繪得本小利大、務求吸引官員眼球,政府官員因為能從巨型基建通獲取政治資本,亦會傾向無視缺乏紮實基礎的估算數字,而導致了兩者均有嚴重的樂觀偏見。
策略性誤導 (Strategic misrepresentation) : 為令項目獲得通過,顧問傾向會以技術理由操控數據,令項目回報更為吸引,亦使政府確信項目的確有其必要(既然是專業人士說的),最後卻需求不足、超支延誤,Bent Flyvberg 直指有關行為與說謊無異(Cost underestimation and overrun cannot be explained by error and seem to be best explained by strategic misrepresentation, namely lying, with a view to getting projects started)。
以上兩個概念,能協助我們理解為何土地大辯論的「點心紙」這樣具引導性;為何一個又一個可行性研究具有前設,而且「無一不可行」;為何近年大型項目的公眾諮詢會變成業界閉門會議及「公關show」,以及為何巨型基建會不斷超支、延誤、追加撥款,建成後卻遠遠用量「不似預期」。
香港政府在過去十多年極為倚重不同的規劃和工程顧問,開展一個又一個甚具爭議、需求成疑的巨型項目,而當政府極為倚重數個工程顧問,其影響力值得注視。政府與顧問之間緊密及微妙關係,深深影響著我們的城市發展和公共財政,而這方面的資訊近年變得越來越隱蔽,實在有須學界、公眾和傳媒討論和揭示當中可能的問題。
【註1】ARUP:
《流浮山、尖鼻咀及白泥地區的土地用途檢討─可行性研究》
《流浮山、尖鼻咀及白泥地區發展 - 勘查研究》
AECOM:
《馬草壟一帶及位於古洞北新發展區和北區的其他用地 ─ 可行性研究》
《牛潭尾地區的土地用途檢討─可行性研究》
《新界北餘下階段發展─新界北新市鎮及文錦渡的規劃及工程研究─勘查研究》
《新界北第一階段發展─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勘查研究》
【註2】立法會 CB(1)1520/07-08(01)號文件 2008年5月16日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港珠澳大橋
【註3】香港01 2024年4月25日 港珠澳大橋慘變「鬼橋」? 接連刷新通行記錄 五一或再迎「北上熱」
【註4】機場管理局. 2011年. 機場與你 共建未來 香港國際機場2030規劃大綱
【註5】民航處. 航空交通統計數字. 香港國際機場 國際民航、乘客及貨物統計數字(1998-2024)
【註6】規劃署,2016年10月,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 綜合土地需求及供應分析
【註7】財新,2024年9月26日,深圳寫字樓空置率徘徊在30%高位 早期規劃過多致在途供應高企
仲量聯行,2024年6月26日,5月整體甲級寫字樓市場空置率升至13.5%
【註8】香港01,2018年5月28日,【政策分析】一份「點心紙」問卷 話你知土地大辯論有幾離地
【註9】土木工程拓展署,2022年6月,檢視大嶼山的交通運輸基建 網絡及旅客接待能力的研究 – 可行性研究
【註10】Flyvbjerg, B., Bruzelius, N., & Rothengatter, W. (2003). Megaprojects and risk.
Flyvbjerg, B., Garbuio, M., & Lovallo, D. (2009). Delusion and Deception in larg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wo models for explaining and preventing executive disaster.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51(2), 17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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