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警方國安處2021年指有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要求7名支聯會常委提交資料被拒。前副主席鄒幸彤、常委鄧岳君及徐漢光否認「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經審訊後裁定罪成，判囚4.5個月。三人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訴，為首宗《國安法》實施細則上訴案件，今（14日）被高等法院全部駁回。原獲保釋候上訴的鄧岳君及徐漢光被撤銷保釋，須即時服刑，鄒幸彤則於離庭前高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辯方表示將申請上訴至終院。
國安法指定法官黎婉姬裁定，辯方不能於審訊挑戰涉案通知書的合法性，並同意原審指，控方毋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指實施細則原意明顯賦權警務處長廣泛權力作調查，要求須先證明組織身分是不合理。法官亦認為，涉「公眾利益豁免權（PII）」被遮蓋的資料、及控方證人拒答問題，均沒有令審訊不公。
高院原訟庭法官 黎婉姬
案件由高院原訟庭法官黎婉姬審理，上訴人為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由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及大律師黃俊嘉代表，律政司代表為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及高級檢控官吳加悅。
鄒幸彤
鄧岳君及徐漢光須即時服刑、將申請上訴至終院
3人聞判表現平靜，上訴方表示將向原訟庭申請上訴至終院的證明書，並欲為鄧岳君及徐漢光申請保釋候上訴，惟法官認為應待上訴方提交相關文件和陳詞後再開庭處理，現階段亦無權處理保釋申請。散庭時，鄒幸彤於被押返羈留室前高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被女懲教人員伸手遮擋其嘴部位置。鄧岳君及徐漢光則微笑向旁聽席揮手，有旁聽人士喊：「頂住！」、「保重！」
鄧岳君及徐漢光於宣判前在法院外見記者，徐漢光指所有港人均知道支聯會是市民自發的愛國團體，卻於本案被指為「外國代理人」，認為控方未能指出支聯會是哪個國家的代理人、及他們如何為此「神秘國家或團體」服務下，「根本冇資格問我哋攞資料」。鄧岳君則表示以平常心面對，並因支聯會被指為「外國代理人」，而對八九民運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感同身受，惟鄧補充指他們上訴失敗將判監，但六四的民眾卻是喋血街頭。
支聯會前常委 鄧岳君（左）及徐漢光（右）
官裁定審訊不可挑戰通知書合法性 作辯護理由
黎婉姬今駁回3人定罪及刑期上訴。其中原審裁定辯方能於審訊挑戰涉案通知書的合法性，解釋指現時沒有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而一般而言除非明文規定，所有組織都沒有義務披露其組成和活動資料。不過，黎官推翻此裁決，認為通知書的合法性並非控罪元素，辯方不可於刑事審訊以挑戰其合法性作為辯護理由，而條例只要求發出的通知書「表面上有效（valid on its face）」及未被司法覆核推翻。
黎官引述鄒幸彤煽惑六四集會案終院判詞，法官李義曾提及，若一個人是某個行政命令針對的對象，而他沒有提出上訴或上訴失敗仍違反該命令，根據案例他不能於事後的刑事審訊透過挑戰命令的合法性來抗辯。
黎官認為該情況於本案也適用，指提交資料通知書明確發給各個被告，他們有足夠機會挑戰通知書合法性，亦清楚若不遵從或會被控告，他們亦可就此申請司法覆核。事實上，本案徐漢光亦曾在通知書限期前提出司法覆核，只是最終沒有繼續申請，本案被告並非直至被控前都沒有機會挑戰通知書。
官指立法原意明顯賦權警務處長廣泛權力調查
黎官又指，國家安全一向是重要議題，須認真考慮和處理，而《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原意是提供有效的行政程序協助《國安法》的實行，因此附表5有關要求外國代理人提供資料的措施，應該反應迅速和有效，而立法機關原意，亦明顯是賦予警務處處長廣泛的權力以調查危害國安的罪行。
黎官續指，要將警務處處長決定發出通知書的理據、或正進行調查的資料，放到刑事審訊中作檢視，不可能是立法原意；而考慮到支持發出通知書的資料性質、及牽涉機密材料的可能性，在一個繁忙的裁判法院決定通知書的有效性，也不可能是立法原意，於較高級法院以司法覆核處理會較適合。
官同意原審 裁控方毋須證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
就上訴方早前爭議控方須證明支聯會「事實上」是外國代理人，而非僅有合理理由相信是外國代理人才能發通知書，黎官則表示，同意原審裁定支聯會是否事實上是外國代理人，並非控方要舉證的控罪元素。
黎官又指，附表5的措施是針對勾結境外勢力罪行，若警方在採取相關措施前須達至刑事舉證標準，是有違《國安法》的原意和目的；又參照附表5類似條文，指明顯地要求警務處處長在發通知書前，須按刑事標準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是不合理、不合邏輯和荒謬。
黎官指，涉案控罪元素僅包括四點：通知書表面上有效；通知書已妥當地送達被告；被告是支聯會幹事、管理或協助管理支聯會的人；及被告未有盡應盡的努力、亦非因其不能控制的原因而無遵從通知規定。
官指資料被遮蓋、證人拒答問題 無令審訊不公
上訴方亦爭議，本案部分資料涉「公眾利益豁免權（PII）」被遮蓋、控方證人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洪毅亦獲容許不回答問題，令被告未獲公平審訊。黎官認為，原審隨審訊發展不時審視披露情況，以確保審訊公正性；而她應被告要求檢閱被遮蓋的材料，以判斷控方要求不披露是否正確時，認為全部均恰當地被遮蓋，不披露相關資料不會對被告造成任何不公。
至於洪毅拒答問題，黎官指比較過洪拒絕回答的事項以及被遮蓋的材料，認為顯然原審已曾盡職地（diligently）協助鄒幸彤取得可以披露的資料，認為審訊公正沒有因此受損。至於上訴方爭議，通知書越權、對被告構成不可能負擔、不可追溯等，黎官則直接引述多段原審判詞，指同意其分析和裁決。
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 洪毅
官指被告一開始已堅決不遵從 判刑非明顯過重
就刑期上訴，法官同意即時監禁是無可避免，而被告明顯從一開始已堅決不遵從通知書要求，並一同行動，高調舉行記者會並向警務處處長遞交公開信，認為原審判刑沒有出錯，亦非明顯過重。
3人原審罪成 各判囚4.5個月
國安處2021年8月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按《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5，要求7名支聯會常委於兩周內，提交包括支聯會自成立起所有成員、及自2014年起與多個組織的活動資料和通訊紀錄，但遭拒絕。鄒幸彤、徐漢光及鄧岳君去年3月被裁定「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各判囚4.5個月，獲准保釋等候上訴；惟鄒幸彤拒絕接受限制言論自由的保釋條件，加上另涉支聯會煽動顛覆案須繼續還柙。
翻查資料，3人於2021年9月10日首度提堂被拒保釋，鄧和徐同年10月22日獲准保釋，共還柙42天。至於鄒則一直還柙至今，逾兩年半。
本案主要爭議為警方通知書的合法性，及通知書不合比例地侵犯私隱權、結社自由等人權。原審裁判官羅德泉裁決時指，《國安法》實施細則「不容挑戰」，警方只是「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而發通知書是正確做法。而「外國代理人」在香港是新概念，警方需全面搜查，索取資料的要求「節制」、並非「漁翁撒網」，但被告毫無意圖提供任何資料，故裁定罪成。
控罪指三人違反《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第3(3)(b)條，於前年9月8日，作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上述《國安法》條例，送達通知，但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同案被告梁錦威和陳多偉承認控罪，各判囚3個月， 已服刑完畢。
案件編號：HCMA9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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