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 8 月 18 日，為反送中被捕者提供經濟援助的 612 人道支援基金，宣佈將停止運作。根據 612 提供的數據，截止 5 月尾，尚有 1,274 宗案件未結案，而受支援的還柙者、在囚者和他們的親友，以及暫時仍在牆外的候審者，之後何去何從？
2019 年反送中期間被捕、被控暴動罪的前《蘋果日報》記者阿日（化名），是曾獲 612 支援的被捕人士之一。她形容， 612 就像一個堅實的後盾，為前途未卜、難以如常生活的被捕人士，免去不少經濟煩惱；但因應 612 停運，如被判罪成，她要顧慮更多才能決定日後會否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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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法援幫助有限 曾獲 612 支援官司費
阿日早前已完成長達數個月的審訊，案件定於今年 11 月裁決。雖成功申請法援，但阿日指只有案件轉介到區域法院後、由同一律師團隊「sit 堂」才能獲援助。因此，她最初五至六次在裁判法院提堂的律師費用，全由 612 支付。具體金額她不清楚，只知道每次「萬萬聲」。
而阿日除了被捕之後，因未有正職工作而向 612 申請了數千元買手機，以及借了 5 萬當申請法援的分擔費，她沒有向 612 申請醫療費或生活支援——一來沒太大需要，二來也不好意思拿。
阿日記得，在去年年中之前，自己和身邊人一直覺得 612 「好有錢」，義工亦不時主動聯絡她，指可以在她因上庭而無法上班的日子，提供經濟援助；惟後來她得知 612 剩下的錢不多，覺得「（ 612 ）咁辛苦，就唔好攞啦」，寧可自己節省一點，例如儘量減少外出吃飯。不過由於審訊期長達數個月，她在該段時間無法工作，積蓄已花得七七八八。
她亦知道，不少被捕人士因情緒問題，需定期看精神科醫生，醫療費可向 612 申報。不過，由於 612 的資源越來越緊拙，她認識一些本來很依賴 612 的人， 這一年來努力減少求助，或由看私家醫生改為看公家醫生：「但（公家醫生）質素差好多，佢哋病情又會惡化。」
8 月 18 日，612 人道支援基金宣佈將停運。 （資料圖片）
612 停運失後盾 或放棄上訴
阿日坦言，自己不是經濟壓力最大的人，但亦感受到 612 的重要性。她形容，612 就像一個堅實的後盾，為被捕人士免去不少經濟煩惱：「前途未卜嘅時候，我哋會想像好多可能性。舉個例，等緊判刑喇，可能入（罪），可能唔入（罪）；入咗（罪）又可能上訴，可能唔上訴。當有好多個可能性，就會諗每個可能性我需要啲咩。當有 612 喺度，如果好有需要嘅時候， 612 都可以幫我完成個可能性。」
就像她的案件：儘管已完成正審，但由於案件與「共同犯罪」原則有關，而終審法院於下週才會處理「共同犯罪」原則的上訴；若上訴結果未能在阿日案件的裁決前刊出，法官在處理阿日的案件時，只能參考下一級法院的判決，即「共同犯罪」原則能夠應用在暴動案；而假設阿日因共同犯罪原則而被入罪，而之後才公佈的上訴結果對她有利，她便要透過上訴才能脫罪。
而如果決定上訴，她便要重新申請法援打官司，即再次繳交 5 萬元的分擔費和進行資產審查；申請不到的話，上訴費用可達百萬元，她根本難以負擔。
阿日說或會放棄，對她而言，上訴最傷的不是錢，而是她的人生狀態要繼續維持不穩定，且無法預見未來。例如，她一直不敢隨便簽以年計的合約，亦不敢買保險；做攝影工作要儲熟客，但要是數個月後便入獄，她說儲了也沒意思。
終審法院（資料圖片）
未裁決先失業 打工維生收入減半
今年 24 歲的阿日，原本是《蘋果日報》的記者。她在 2019 年年末入職，上司本來答應讓她在審訊期間放無薪假，結束後再重返崗位；未料阿日連裁決日子都未確認，公司已在今年 6 月被迫停運，她亦因此失業。
由於難以估計自己數個月後會否罪成入獄，阿日不敢找新工作，現時靠打散工維生，包括幫親戚看舖、做婚禮攝影師、出租單位等，收入比過去減少一半。而由於《蘋果》的資產被凍結，她有大概三萬元被拖欠，包括薪金、代通知金、獎金、年假等。但她說自己尚算幸運，現時與家人同住，家裡不至於要依賴她的收入，假若罪成入獄，家人尚可承擔她的生活費。
《蘋果日報》停運前最後一夜。（資料圖片）
料被捕人士日後需食自己 同路人互相猜疑更嚴重
在國安法時代，612 基金、石牆花等支援組織相繼被「壓力」逼至自行解散。多不勝數的被捕人士，因身在獄中或受保釋條件影響，難以找到穩定工作維生，只能透過開設 Patreon、做小生意等應付生計。
阿日猜，往後支援被捕人士將變得更困難，大多數人或只能「硬食」，靠自己掙錢或親友援助。她亦相信，當越來越多無名的人嘗試和公眾連繫，同路人互相猜疑、批評和「捉鬼」的情況亦會更多：「 612 嘅好處係，你知道除咗行政費，（啲錢）係一定畀到有需要嘅人。」
作為被捕的人，有甚麼話想對香港人說？「唔好嗌交囉⋯⋯雖然一定會。」阿日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