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較短版本曾於《香港01》發表，以下是進一步深化討論的長版本。
過去數年，我在大學任教「公民社會」科目，而討論的起點，通常會是約100年前的歐洲。那時歐洲剛經歷了一戰的重大震盪，對歷史前路存在一種莫明的焦躁。一方面，議會民主制度在英美等地已趨於成熟，議會體制漸成化解社會矛盾的良方。另一方面，俄羅斯則發生了十月革命，展現出社會主義的迥異歷史進程。其他歐洲國家又是何去何從呢？
霸權和公民社會
課堂的焦點遂落在德國和意大利，兩者皆可視為位於歐洲中部的國家。在那個時代，它們既沒有如英美般的高度工業化，以及生產力帶來物質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但也無法想像如蘇俄般，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在德國，傳統貴族地主的影響力依強大，對新興工業資本家構成巨大制約。在意大利，除了北部地區的工業發展比較成熟，南方仍維持著傳統農業社會的封建形態。
對於此等中歐國家面對的歷史不確定性，意大利思想家和革命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有著深切的反思。對他來說，中歐國家的資產階級不夠強大，因而無法建立起如英美般穩定的議會民主，能通過體制內的協商和游說，令不同階級的利益得到調和。葛蘭西把英美那種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統一稱為「霸權」（hegemony）——它代表著一種令各方均好下台的妥協政治，乃是英美民主體制成功的關鍵——儘管這個名詞的中文翻譯，較難體現它「懷柔」的原本意思。
霸權建基於怎樣的社會基礎之上？它實有賴強大公民社會的建立——現時我們經常把「公民社會」一詞掛在嘴邊，實在多得葛蘭西把它發揚光大。但和我們現時較理想化的認識有別，葛蘭西眼中的公民社會絕非站在國家的對立面，扮演著監督和制衡國家的理想角色。剛好相反，他相當現實地認為公民社會根本只是國家的延伸，在政府架構以外發揮著政治的輔助職能。
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導權
廣義來說，霸權並不限於英美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而是泛指任何階級或群體取得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導權。對此支配階級或群體必須超越狹隘的本位利益，打造跨越廣泛階級界限、捍衛社會整體利益的形象——儘管這很可能只是刻意營造出來的假象，旨在為特定階級利益塗脂抹粉，但卻是建立霸權不可或缺的步驟。
同樣和後世的認識有別，葛蘭西筆下的霸權，固然涵蓋意識形態或思想文化的領導權，但同時亦包含了政治上的領導權。尤其是通過國家的資源分配職能，支配階級不但更能有效宣傳其政治理念，同時亦可通過政策將理念付諸實行——儘管那很可能只是一些小恩小惠，用以擺平被支配階級的工具，分分餅，派派糖，但對粉飾霸權的認受性同樣不可或缺。
然而，無論是政治或意識形態領導權，皆不能單單通過國家機器自上而下的強制實施，它需要更多間接、迂迴和化整為零的方式實現。大眾傳媒、教育體系和群眾組織等，皆可被統稱為公民社會領域的組織，遂構成拍夥國家建立霸權的重要環節。它們的健康和成熟發展，能在體制以外打造體制維穩的保護傘，有助國家毋須直接面對反抗力量的衝擊。
當然，在葛蘭西聚焦的中歐國家的具體處境中，霸權和公民社會的發展並非單純涉及國內因素，它們同樣受到國際環境的密切影響。如前所述，英美議會民主和蘇俄社會主義皆提供了重要參照，與德國和意大利的政局存在緊密互動。一些外部（那怕只是表面上）成功的範例，難免牽動國內不同政治勢力的神經，直接影響到其政治和意識形態綱領。就在同一時期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中，「外國勢力」的影子其實同樣無處不在。惟反過來說，不同的外國經驗最終能否落地生根，始終深受一時一地社會歷史處境的制肘，由此亦交織成了不同國家迥異的歴史命運。
法西斯黨的消極革命
從如此一個角度出發，我們便可更清晰地了解，當時的中歐國家無法通過議會民主「維穩」，皆因欠缺強大的公民社會和霸權力量。由於沒有那一種社會經濟力量能起主導作用，各種政治主張或綱領皆難以一鎚定音，民主協商和妥協遂無從談起。特別是依附土地的階級不斷猛拖後腿，資源分配成為零和而非雙贏的遊戲，整個社會找不到面向未來的前進動力，遂形成政治經濟停滯不前的僵局。
對葛蘭西而言，這便構成了某種權力真空的狀態，令保守的政治勢力得以乘空而入，建立起一種折衷權宜的政治替代方案。它並沒有引領長遠發展的清晰政治綱領，更多只是靈活實用的投機主義精神，擅於抓緊當時普遍人焦躁不安的政治情緒。在意大利，這顯然指向墨索里尼和他建立的國家法西斯黨。這源於一戰時期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其後由退伍軍人組成的半軍事化組織，並在1922年成功通過軍事政變上台。
法西斯主義崛起的另一重要背景，是一戰後紛亂不休的國際形勢。意大利作為戰勝國之一，不但沒有嘗到眾多的好處，反倒遭到協約國的排斥；不但無法取得領土的大幅進賬，反倒面對沉重的經濟困境和外債問題。繼後向非洲大陸和巴爾幹半島的殖民擴張，遂逐漸成為意大利重要的政治議程，並被墨索里尼視作重建羅馬帝國昔日光輝的重要標記。
葛蘭西將法西斯黨奪權稱為「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原因是它並沒有如英美等國，推動與工業社會互相匹配的政制改革，塑造全民認可和面向未來的政治共識。相反它只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專制力量，假借「國家安全」的名義勉強維持既有現狀。它代表著一種「以力服人」的低端原始政治，並不存在「以理服人」的胸襟和歷史視野。
必須加以釐清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同期在德國崛起的納粹主義，儘管皆擁有狂熱民族主義的色彩，但在本質上仍存在著根本的差別。在二戰初期，墨索里尼其實對希特拉懷有極大戒心，並對積極參戰抱著猶豫不決的態度。直至德國在法國戰線全面大捷，墨索里尼才又抱著一貫的投機心態，期望能在戰爭成果上與德國分一杯羹。
而墨索里尼押錯注帶來的沉重後果，除了令自己在短短3年後戰敗被俘和及後被處決外，更讓法西斯主義淪為軍事極權的同義詞，從此永不超生。但事實上，法西斯作為英美議會民主和東歐社會主義以外的另類選擇，對理解現代政治操作實有更深遠的意義，不宜輕率地把它視作早已過時的歷史陳跡。
美國主義和統合主義
其中一個例子，是法西斯黨所採取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策略。 前述的英美議會民主被稱為資產階級民主，說穿了，是用一點錢來解決社會矛盾，藉著局部的物質資源再分配來達至階級妥協。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和工業發展並不成熟，依附土地階級則無法創造新的機會，要與英美先進國家爭一日之長短，遂只能依靠專制統治來進行統合——首先是藉軍事強人擺平各種利益，其次是由官方主導經濟發展的路徑。
法西斯黨乃源於一戰劇烈的國際競爭，以及由此衍生的高漲民族主義情緒。葛蘭西創造了「美國主義」（Americanism）一詞，以描述自亨利福特引入流水線作業後，美國工業出現生產力的飛躍進步，以及工人階級待遇的普遍提升。後起工業國難免面對巨大競爭壓力，而統合主義則正好被挪用作為即食藥方，由國家來取代資產階級的領導角色，自上而下地制定產業政策和發展目標，掃除阻礙經濟轉型的保守力量。這與亞洲四小龍工業化早期十分類似，亦是所謂「亞洲價值觀」的基本內涵——但由於港英政府在產業政策上相對被動，加上香港並沒有主權國的身分，因此往往被視為四小龍中的例外。
統合主義的其中一個重要缺陷，在於「統合」必然是小圈子精英的玩意，它所能連結和凝聚的社會經濟力量，只能命定地局限於圍內的「自己友」。他們固然會被利用作扮演「民意代表」，為專制統治營造民主開放的姿態，同時亦能挪用國家資源作為討好群眾的工具。但這些「自己友」很快亦會發現，他們只是獨裁者手中的馬前卒，根本毫無討價還價的本錢。在政治權力愈趨集中之際，他們很快便會像condom般被棄之如敝履。
至於那些無緣入圍的「非自己友」，自然亦已喪失原有的議價渠道，在分餅的過程中進一步被邊緣化。其後遺症在於整體社會將更加撕裂，反抗力量或脅迫於專制政權而敢怒不敢言，但表面上的和諧卻難以掩蓋權力空洞的本質，管治精英只能宿命地和廣大群眾愈行愈遠。公民權利的削弱勢必延伸至社會經濟的權利，令階級剝削和貧富懸殊的問題進一步劇化，公帑資源則流向備受庇蔭的特權階級，汲汲於短期和高強度的掠奪，卻完全無法掌握長遠發展的可能性。
猛下經濟重藥的另一個嚴重後遺症，是宿命地為自己樹立更多的敵人。政權總無法只依賴壟斷暴力來維繫表面的團結和穩定，它必須輔以某種激進的意識型態號召，例如是以狂熱的民族主義和排外取向，來作為支撐專制精英統治的理據。然而這不但進一步觸怒國際上的敵對勢力、以至原來的盟友，在經濟和貿易上亦將陷於孤立，反令原有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因此對葛蘭西而言，殖民擴張既成為延續統合主義的主要策略選項，亦已命定地將意大利推向軍事冒險的深淵（註一）。
《獄中札記》的歷史意義
回說1920年代，葛蘭西作為左翼思想家和革命家，難免被墨索里尼視為眼中釘。儘管當時意大利的工人運動相當脆弱，但葛蘭西在共產國際的活動卻很活躍，這與法西斯的本位民族主義形成強對立。1926年，墨索里尼不顧當時法律保障議員豁免拘捕的權利，將擁有國會議員身分的葛蘭西逮捕並判20年徒刑。法西斯檢察官在判決時曾宣稱：「我們必須讓這顆頭腦停止運作20年！」而在經過了長達10年的監禁後，病重的葛蘭西在假釋後數日便與世長辭。
事實上在同一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同樣相當脆弱，曾任黨最高領導人、長期在上海地下工作的瞿秋白，亦於1935年被國民黨處決。最後被葛蘭西稱為「南方問題」的農民運動，令中國走上截然不同的歴史路徑。
而葛蘭西的強大精神遺產，要待他死後的數十年才漸漸浮現。他自1929年起獲准在獄中寫作，思考意大利以至整個西方社會的出路。結果他寫下了多達32本《獄中札記》，包括前述著名的公民社會和霸權理論、法西斯主義和消極革命以至美國主義和統合主義等的分析，成為義大利現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亦對廣泛的政治經濟研究產生深遠影響。
我想葛蘭西的思想至今仍歷久常新，在於人們實難以滿足於把議會民主和社會主義簡單二分，而是希望能更深入地探究不同政治經濟體制的根源——是什麼因素令它們得以持續發展，抑或逐漸走向衰敗？能塑造出堅固共識，抑或依賴高壓手段來維持？最終又會為廣大人民，帶來怎樣的迥異歷史後果？近100年前葛蘭西提出的這些問題，對於我們當下重新理解「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何嘗不是提供了更加宏觀的思考框架？
「威瑪共和」的爭議
在前述的「公民社會」課堂上，少不免還會提到學長陳健民教授10年前提出的、關於「威瑪共和」的討論，當年曾牽動了一陣熱烈的爭議。和意大利的情況類似，一戰後的德國亦出現了權力真空，令議會民主體制難以落地生根，結果反倒構成了孕育納粹主義的溫床——為何最終德國無法建立成熟的公民社會，人民普遍願意臣服於納粹統治，以至最終構成了空前的民族災難？
猶記得當年的一個爭議焦點，在於威瑪共和問題的根源，是來自體制外抑或體制內？是來自民間抑或政權本身？兩者之間的互動，又是如何構成一個每況愈下的惡性循環？這場討論的敏感之處，在於結論往往容易被挪用作政權塗脂抹粉的工具，被迫害者反倒荒旦地被塑造成罪魁禍首。但在多年之後回望，當年參與辯論各方的觀點，其實仍深具時代意義，並且值得有心人和後來者繼續深究下去。而葛蘭西的洞見，相信會對補充這場爭論甚有幫助。
註一：此節討論主要參考：Giuseppe Vacca (2021). Alternative Modernities : Antonio Gramsci's Twentieth Century.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此書翻譯自意大利文，作者為葛蘭西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