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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豐:爛土長出毒果子——方方偵探現實主義小說《是無等等》跋

蔡元豐:爛土長出毒果子——方方偵探現實主義小說《是無等等》跋

「世界變得越來越黑暗,就像電燈泡一顆一顆壞掉一樣。」
——韓江《少年來了》

現實需要偵探嗎?現實何以需要小說去偵探?偵探只活在小說中嗎?

方方新書《是無等等》以別出心裁的偵探懸疑,從老百姓、地產商和執法者三個迥異的敘事角度反複推進,逐步解開凶殺謎團,直刺中國社會謀財害命的殘酷現實。

現實主義、偵探小說

現實在文學中絕非簡單地「反映」出來的;文學要深入探究、暴露現實。常見以鏡子比喻文學,但文學並非平面鏡,而是放大鏡、顯微鏡、內窺鏡,或者廣角鏡、三稜鏡、望遠鏡,甚至是魔鏡、哈哈鏡、風月寶鑒。文學通過各種藝術手法探微、誇張、扭曲現實給我們看,讓我們對人世間的美醜善惡、光怪陸離瞠目結舌,拍案驚奇!

現實主義在十九世紀興起於歐洲文藝界,抗拒此前的古典主義及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畫派始創人古斯塔夫.庫爾貝(Gustave Courbet, 1819-77)以農民、工人等底層人物為主角,堅稱現實主義乃為追求民主。 二十世紀初,隨著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傳入中土,現實主義迅速成為中國文學百年主流。蘇俄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淪為僵化的政治宣傳後,八十年代又引入拉美「魔幻現實主義」(magical realism),影響及扎西達娃的西藏小說等作品;同時,八、九十年代盛行接近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零度寫作」(writing degree zero)的「新寫實主義」(new realism),代表作有方方的〈風景〉、池莉的〈煩惱人生〉、劉震雲的〈一地雞毛〉;二〇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莫言的是其「幻覺現實主義」(hallucinatory realism);而韓松的《醫院》(2016)復稱為「科幻現實主義」(sci-fi realism);此外,尚有「心理現實主義」(psychological realism)、「骯髒現實主義」(dirty realism)、「歇斯底里現實主義」(hysterical realism)等等——現實主義就像個黑洞,吸引著無數形容詞,其深廣遼闊,亟待偵探⋯⋯

偵探小說(detective fiction)則可溯源至明朝的包公案、十八世紀下半葉英國的歷險記、十九世紀中期法國雨果的《悲慘世界》和俄國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裡的辦案情節,其雛形均含有諷刺現實、批判強權或高舉人道精神的意味;此文體公認的現代始作俑者美國詩人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49)稱之為「推理故事」(tales of ratiocination)。 偵探與科幻、愛情、武俠之類同屬通俗小說(genre fiction),有多種流派,包括傳統的本格派(如香港作家陳浩基的小說集《第歐根尼變奏曲》,2019)、冷硬派(八十後旅日大陸作家陸秋槎的近作《悲悼》,主角是冷酷強硬的女偵探);也有寫實派,特別是松本清張(1909-92)和東野圭吾(代表作有《解憂雜貨店》,2012)的社會派,旨在追究罪案背後的惡習或批評現實,與二戰後日本的民主潮流不無關係。據此,方方的《是無等等》可謂「偵探現實主義」小說,探討的正是當今中國社會的現實景況。

歐美最負盛名的推理小說家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所創造的神探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自晚清登場以來家喻戶曉。而四大女偵探小說家中當數英國「罪案女皇」(Queen of Crime)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最多產,成書超過八十部,暢銷程度僅次於莎翁和《聖經》。筆者二〇二〇年在香港看過她的女性主義推理劇《生死裁決》(Verdict, 1958),由劇場空間藝術總監余振球執導,劇情演述藥殺女病人的故事,以女人感性批判男權理性,講述了另一個出走的娜拉。

《是無等等》:爛土毒果

方方的房間命案亦圍繞女死者展開,揭發男人世界的陰謀,充滿深沉的現實關懷。《是無等等》初稿首發於二〇一九年第六期《十月》,惟作者在新浪網上連載《武漢封城日記》及授權英、德、日文翻譯出版後飽受極左勢力圍攻,作品繼其土改小說《軟埋》(2016)停印後在大陸再度遭受封殺。她的文壇好友林白最近訪港偶然相告,筆者找了幾家本地出版社亦無人敢接,最後鄧小樺在台的二〇四六欣然答允付梓。新冠疫情前,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尚未爆破,恆大債務危機仍未引發,現實中各種騙局猶待偵破。《是無等等》講述廢舊礦洞上蓋高樓大宅,賣點是豪華風景區,實則是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故而嚴禁記者入內採訪。當媒體失去報導功能,不再為社會作輿論監督,而墮落為官商喉舌,權貴便得以欺上瞞下,為所欲為。在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度,偵查工作形同瞎子摸象。

小說中,女琴師慘被殺人滅口,男裁縫自尋短見。音樂和手藝縱然沒讓兩人免於一死,卻為破案提供了關鍵伏線。可是,老警察遠調緝毒,一時鞭長莫及;新助手急於求成,同流合污,幾乎釀成冤獄。作者顛覆了傳統福爾摩斯與華生、狄仁杰與李元芳的最佳拍檔模式,更突破了善惡到頭終有報的法制劇套路。當然,方方筆下的刑警並沒有像莫言反偵探小說《酒國》中的主角偵察員丁钩兒那樣陷入腐敗的泥沼無法自拔,卻也顯得無能為力,終讓兇手、騙子逃之夭夭。案件最後雖然水落石出,但從法理而言,「遲來的正義就是不義」(to delay Justice is Injustice)。 進一步講,化用維權律師、華東政法大學前副教授張雪忠的說法,如果深度調查完全消失,簡單報導將會變得深刻;如果簡單報導也不允許,文學想像將被認為居心叵測;如果想像也不再允許,偵探將查不出罪行;如果允許逍遙法外,那麼,正義就永遠不會到來。

正義缺席,案情中含冤受屈的是小裁縫和他的小幹部髮小等小人物。前者屬於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典型,面對暴力無能為力;後者更接近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裸命」(bare life),被捕後剝奪政治生命。這些被欺凌與被侮辱者困頓無助的生存狀態,讓讀者感受到作者告別新寫實主義的零度情感,悲憤之情躍然紙上。評論家李雲雷批評「小說中更多的是極端的故事、極端的人物和極端的巧合」,故而缺乏「生活邏輯」及「圓形人物」。 然而,究其原因,作家觀察到的恰恰是如此極端的現實、極端的罪惡,更極端的其實沉冤未雪,還待偵探⋯⋯

一般而言,偵探小說的情節比人物吃重,而現實內容是由現實建構形成的。《是無等等》倚仗的並非逆轉又逆轉的玄虛結局,而是轉換再轉換的視角結構。故事在起樓、炸樓、填廢礦的情節中順敘、倒敘、再順敘,層層建構,環環嵌套,步步偵查探問,通過不同角色耳聞目睹的線索,把奸商挖空心思設計的「完美犯罪」(perfect crime)一點點地揭露,抽絲剝繭。〈是〉〈無〉〈等等〉三部佈局,暗合孔尚任傳奇《桃花扇》那三句經典唱詞:「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如此謀篇佈局,難道不也是所謂大國崛起的國族寓言?

最後,回到書名出處。《心經》云:「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筆者不敢苟同百度上有人貼文揣測作者原意為「對錯得失,不過如此」。 人命關天,是非曲直,豈能如此?觀乎二十一世紀之黑暗,確乎是至高無上的咒!而小說每部份開頭的場景都重複著這句:「雨下得好大,天色被水泡成昏黑。」 昏天黑地,危樓塌陷,小說讀來令人喘不過氣,生氣復嘆氣,正如敘述者的結案陳詞:「爛土之上,什麼樣的毒果子都能長出。它還管你什麼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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