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訪問在六月，蘇朗欣的短篇小說集《觀火》剛於台灣出版，裏面的故事她寫了三年。小說在去年夏天就完稿，她以此順利取得創作碩士學位，再用了一年時間修改和籌備出版。
相比身邊的同學，蘇朗欣完成畢業創作的速度很快；但當小說要正式出版，她開始焦慮：都已經2024年啦，仲講咩2019？後來蘇朗欣給自己的原因是，因為尚未結束，因為仍然想把這些未被言說的故事，寫給香港讀者。
2024年6月，香港一間獨立書店書架上。
「洞若觀火，還是隔岸觀火？」
近年，大概每個在台灣讀書的香港人都會被問到要回去還是留下，但幾乎沒人能確鑿地回答。幾年之間，蘇朗欣在文學雜誌上的作者簡介從「現居花蓮，仍在遷移」，改成了「現居花蓮」，雖然這不代表她做好了去或留的艱難決定。
這次訪問的艱難決定，在於影相地點。蘇朗欣幾番猶豫，還是決定要去七星潭——小說集《觀火》開篇作〈打火〉，寫了兩位來台讀書的香港人，故事結局他們在七星潭往大海擲石，直到日照已盡，二人點火抽煙，火焰喚起不同的記憶。或近或遠，或旁觀，或深陷於現場暴烈的漩渦。
七星潭在小說內外都是重要的地方，但讓蘇朗欣遲疑的是：萬一傾盤大雨便難以拍攝，如果烈日當空，又會汗流浹背。花蓮的天氣驟晴驟雨，不能預測，難以適應，即使蘇朗欣已經在這裏住了四年——2020年9月她來到花蓮的國立東華大學，修讀華文文學系的創作碩士（M.F.A），開始寫《觀火》裏的故事。小說的人物渡過了疫情限聚令、媒體倒閉、各種法例通過等大事記，蘇朗欣隔著一個海峽觀望，她形容這種「觀火」是物理距離也是心理距離。
「旁觀」是小說的關鍵詞之一。像〈打火〉的故事裏，主角曉晴是旁觀現場衝突的一群，來到花蓮讀書後遇上另一名香港學生智洋；當他們打著火機、抽著煙，智洋講起了那晚在理工大學裏火紅的天空。於是此刻，曉晴口中的「遊行」與智洋口中的「抗爭」，彷彿割裂成了平行時空。
前進還是滯後，這是《觀火》中時有出現的人物結構。但兩兩對照的人物，不是要突出或諷喻哪一邊，事實上他們並不只有一種標籤，也不會單純是一方被凝望，另一方被逼旁觀。蘇朗欣期望小說能展示不同身位的角色，當他們嘗試互相理解（並最終不能真正明瞭彼此），人性的複雜明暗會隨之顯現。
近年陸續出版了幾本寫2019年香港社運的小說，位置、策略和風格各異，但蘇朗欣覺得它們都不能代表自己。在論文口考時，有台灣作家問她為什麼不多寫抗爭現場，「他覺得我寫了，小說集就會更完整。但現場是不需要我來寫的，媒體很發達，那些最衝突、最Juicy的場面一定是傳播得最廣的。這不是我要捕捉的視野。」
她願意更抽離，更旁觀，同時思考那些被忽視的人：「為什麼選擇這個身位，其實是反映了作者如何觀看運動、你的參與度是怎樣？（會不會）你根本就是一個局外人？」
2024年6月，蘇朗欣在花蓮七星潭。
「2024年啦，仲講咩2019？」
蘇朗欣開始寫《觀火》時，沒有想像日後的出版，只是想處理最近身、最重大的議題；臨近成書時，她才感到極度驚恐：「不是因為怕有任何政治風險之類，我是怕沒有人在乎。會不會香港人已經覺得：2024年啦，仲講咩2019？都隔咗咁耐，都收緊皮了。」
「我很擔心這本書做出來，是沒用的，是無效的。」
《觀火》的第一場新書發佈會在台北的飛地書店舉行。蘇朗欣被問到，有否擔心於異地出版的香港故事會被誤解或不被關注？她回應，這本書的目標讀者先會是香港人。「因為始終是寫香港，是這代香港人的一種共同傷口⋯⋯但我要澄清，我不是不關注台灣讀者，（只是）在第二位而已。」期望小說能在香港通行，蘇朗欣自言做了些自我審查，不是在文本內容上，而是在宣傳文案裏有些字詞要避免出現。
但事實上她不能肯定，這些改動是否真正規避了些甚麼，就正如若《觀火》要在香港出版，也未必無法成事：「簡單來講，選擇在台灣出版，本身就是一種自我審查。」
即使身處香港的人，也不能全然把握時勢的變化，《觀火》記錄的香港卻是蘇朗欣不在場的那幾年，難度更大。故事的素材來自新聞報道、朋友經歷、以及網民——她特別提到網絡世界裏那些活生生的素人聲音；至於小說的構織與成立，則是依靠對人性的理解和同理：「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同理。一旦有香港人跟我說：『我們那時候不是這樣的』、『我不是這樣想的』，我會有些無地自容。」
依靠小說作者的同理和敏銳，《觀火》觸及不同位置和取態的人，例如〈十三歲〉寫了兩個初中學生，從開端青澀的成長故事，一時間社運到來，他們必須面對世界的動盪，在激憤的情緒裏，過早地被巨大的道德難題考驗；〈時間之外〉寫疫情下人的聚散，模糊的背景是人與物的消失——在牢獄裏的人、不便再提及的標語；〈離場〉寫傳媒機構倒閉後，曾經積極文宣的中產選擇移民，立場偏向保守的家庭主婦，卻努力保存傳媒大樓遺下的仙人掌作為信物。
他們面對同樣強烈的時代漩渦，同樣無能為力，但當遇上幽微處的人性考驗，卻各不相同選擇：「但你揭露人物的瘡疤時，他們都會有些人性光輝的……我想為他們留有些餘地。」
2024年6月，《觀火》在台北飛地書店的新書發佈會。
「陰影還在那裏，傷口還在我這裏」
自言對筆下人物有愛，蘇朗欣的小說卻有尖銳的質問和處境。
2020年年底，蘇朗欣出版中篇小說《水葬》，寫香港東北的遷拆議題。那時她剛離開香港，卻在《獨媒》的訪問中形容：「我好像被trap（困）住了，更難從香港的議題走出來。」
幾年來她持續寫社運後的香港，關注被大時代捲入的小人物，在文學雜誌發表的短篇〈蒜泥白肉〉和〈水與灰燼〉更引來不少關注。《觀火》的技藝和視野更有增長，也有一些更鋒利的疑問：「比如說，我們怎麼看一些激進的行動者？理論上我們是同一陣營，但當他們激進過你，超越了你的底線，你怎麼評價呢？第二，就是我們的下一代，要怎樣認知2019年發生的事情？」
《觀火》收結的一篇是〈靈魂通訊〉，這些疑問則是小說的開端。蘇朗欣想像了一個二〇XX年的時空，女主角在清明前夕寫信給去世的父親，從第一人稱的信件中，讀者逐漸理清故事處境：女主角從小就被監視，因為他的父親被指進行了一宗自殺式炸彈襲擊。
〈靈魂通訊〉寫的是那些活到後來的人，女兒如何理解教科書上對父親的描述，母親告訴女兒關於父親下落的不同版本，以及善惡不完全分明的監視人員。在那個未來，人們仍遊移於歷史的各種敘述，有人相信，有人不信，有人遺忘。
蘇朗欣說，下一本作品不會寫香港了，《觀火》似乎代表了某種極限，她無法再寫2024年後的香港。因為沒有把握，也因為寫作倫理不容許：「你到底用什麼身份去寫香港呢？」
下一本不寫香港，代表交出《觀火》後，能夠從香港議題走出來了嗎？當然不，沒有這樣輕易。
「因為我覺得19年是沒有結束的。那麼多人還在坐牢、在等審判。如果說結束了，那麼這些人到底在做什麼？那個陰影還在那裏，傷口還在我這裏。」
記者：韓祺疇
攝影：韓祺疇、盧曼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