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建宗，文化政策研究者，1a空間副主席
以記憶所及，本欄目《文化論政》之出現，始於「香港是否要有文化局」的論述氛圍，時為千禧年第一個十年。那時候，我剛進研究院，鑽研博物館學與文化政策，而香港文化政策研究還是剛剛起步（當年，如果你在圖書館搜尋引擎鍵入「香港文化政策」，你基本上只會搜到一篇英文期刊文章，其標題有「香港文化政策」一詞，而內容主要是談香港電影工業）。
從討論文化局本質的紙上談兵，到其一直處於只聞樓梯聲的平靜期，至香港文化政策研究的體系慢慢成形，以及近年政治經濟結構的轉變，到了今天：政府重提建立「文化局」，這一切，恍如隔世。
據報導，特首林鄭月娥將於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增設「文化及旅遊局」，而這「新政策局的具體政策分工，仍有待詳細研究，但估計涉及現時民政事務局的文化政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出版、電影及創意產業，以及發展局的文物保育工作，抽出來統一負責，例如西九龍文化區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等，以後都會歸新局管」。以上是某報引述所謂消息人士所指，其說法的完整與真偽，則有待《施政報告》正式發表作準，但既然重提了「文化局」一事，有幾點有關「文化局」的思考，亦值得重提。
文化局，是文化發展的方法之一，而不是惟一
在歷史上，政府介入文化的治理有不同的方式。按Bordat（2013）的分類，至少有四種：一，促進者（facilitator），以美國為例，透過減稅政策鼓勵社會投資文藝；二，贊助者（patron），以英國為例，建立有臂距之遙的藝術委員會撥款資助藝術發展；三，建築師（ architect），以法國為例，以文化部管理文藝發展的方向與執行；四，工程師（engineer），以舊蘇聯為例，國有化文化藝術單位。而據報導所陳述的「文化及旅遊局」，大概屬於第三類，即建築師型文化治理。
建築師型文化治理的好處，在於方向明確，而資源運用更為集中，令文化治理的效果更為顯著。在此，若然以「文化及旅遊局」來顧名思義，將「文化」與「旅遊」兩大範疇設於同一政策局，我們可以想像未來香港文化治理的發展，將會集中於文化經濟（尤其以文化帶動旅遊）的模式。
此文化經濟的政策模式傾向將「文化發展」視為「文化經濟及創意產業的價值創造」，其經典的例子是英國的「數位文化傳媒和體育部」（DCMS），其屬於英國政府，直接負責媒體、文化、體育、旅遊及創意產業政策，而此部門的代表作莫過於負責「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
在此，我們可以看出此文化治理的架構，傾向強調文化的經驗面向，並容易導致「文化盛事化」的現象。然而，文化發展的方法，除此之外，應該要有更多的平衡。
「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價值依然
文化，可以是經濟，可以是盛事，但同時，也是日常，也是前衛。文化的各種面向，有所不同，但不全然排斥，而一套完整的文化政策，理應兼顧文化的各種面向，令文化發展的協同效應發揮得更好。因此，若然政府將以「文化及旅遊局」直接治理香港文化的經驗價值，那麼，以「藝術發展局」確保文化發展的藝術價值之份量，必須持續，甚至應該相應加強。
換言之，若然「文化及旅遊局」成立，香港文化政策的治理景觀將大幅度改變，從所謂放任式文化政策（當然，這放任政策只是表象，詳細可見拙作〈模棱兩可〉於《香港關鍵詞》一書），轉為有方向性的文化治理，而如果我們相信此方向所指的是：文化、經濟與旅遊的結合，那麼，如何在新型態下確保香港文化發展的藝術水平繼續提升，便成為了衍生的重要議題。
作為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界別）的審批員，以及有份管理藝發局三年資助計劃下的藝術空間，我有親身的經驗去目睹和體會現有藝發局制度的問題與限制。然而，就文化治理的本質來說，藝發局的「臂距之遙」原則，並相信藝術作為專業而以藝術同行評估藝術水平的實踐模式，依然是維持香港藝術水平持續向上發展的重要關鍵。
長期以來，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操作困難與限制，主因（之一）是其得到的撥款不足，就此而有的評論甚多，恕我不再在此冗言。我只想強調：既然香港文化政策的治理景觀轉型在即，重新規劃香港文藝資助政策，並加強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職能與資源之討論，應當是政策研究的其中一個適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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