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提到圖書館，其中一個關鍵詞相信是「下架」。今年5月29日，康文署因應《港區國安法》實施，於是把16本關於公民抗命的書籍，從公共圖書館下架。6月25日，蘋果日報停刊第二天，政府圖書館亦暫停有關館藏的服務。而且不單止是書刊下架，連人才也「自行下架」了，近來與朋友飯聚，方知道不少大學圖書館的舊同事走了，而且都是專業職級，碩士學歷、八年年資是基本。
我相信這股「下架潮」不單在圖書館界發生，亦會在整個合稱為「GLAM工業」（即美術館、圖書館、檔案館及博物館）的文化資訊業蔓延。至少偶爾也能從新聞中窺看到一些跡象，例如去年底香港中文大學關閉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要轉移大量珍貴的中國近代史檔案；西九文化區的M+博物館內的敏感展品亦成為各界焦點，新任行政總裁馮程淑儀只稱M+作為公營機構，底線是要守法；更不用提某一間有關中國民運的民間博物館，至今重開無期。
這股「下架潮」的成因可以很複雜，不單純是政治性的，也有長久以來的產業因素，亦可能滲雜個人因素，我沒有足夠的問卷和訪談數據剖析箇中因由，就交予讀者自行思考。我只是想勾勒出「下架潮」會帶來甚麼問題。
資訊權的角度
我們可以首先了解一個基本概念：「資訊權」（Right to information），即是取得公共資訊的權利。相信大家也聽過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但有些人會對資訊權很陌生。有學者就認為，資訊權是言論自由能得以實踐的先決條件，「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除了提到「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還指出要有「透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以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及思想的自由」，因此資訊權被視作普世人權之一。
而今天的現代圖書館，就在這個語境之下誕生。古代各國都有儲藏典章書籍的地方，但皆為政府或者富人服務，例如中國的盟府、藏書樓。到二戰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1949年發表「公共圖書館宣言」，現代公共圖書館才在全球各地制度化。宣言引用很多人權概念，第一章提到，「公共圖書館是現代民主的產物，展現民主精神中對普及教育和終身學習的信念」，「公共圖書館應該由人民管理，服務人民，並不分職業、信仰、階級、種族地開放予普羅大眾」。
澳洲國立大學歷史學學者 Amanda Laugesen 分析公共圖書館的全球化歷程時指出，在1950到60年代，世界捲起一股民主化和解殖浪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提供很多援助計劃，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推動公共圖書館發展，大眾資訊權就與世界民主與和平的使命扣連起來。香港公共圖書館史雖然可追溯到19世紀中葉，但是要到1962年，香港大會堂圖書館成立，現代圖書館系統才得以慢慢成形，並與往後的民生、社區和公民教育改革互相呼應。
政治哲學家會認為權利本身就有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是全人和尊嚴的體現，把資訊權放置於自由人權的脈絡，可以提供一個視角去切入問題；不停審查、自我審查，乃至人才流失對文化資訊產業衝擊，就是對權利的侵犯。有人或會覺得講權利是虛無飄渺；人權本身是不是普世價值，本來就已經是一個爭辯多年的議題。例如，90年代就有亞洲價值（Asian values）之說，認為亞洲有獨特文化背景，講求權威、和諧、集體主義，不宜把西方一套硬生生搬過來。
資訊權的工具價值
不過，撇開形而上的內在價值，資訊權其實亦有其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在現代社會扮演一些實質作用，較直接的好處有：推動公民教育，讓知識在民間流通，鼓勵文化創新和保育，營造社會多元，令到集體記憶也可以得以保存和流傳，協助邊緣社群充權等等。上述的論點都比較直觀和容易理解，故不會一一陳述，我希望特別從「善治」（good governance）的角度提出兩點。
倫敦大學學院資訊學系主任 Elizabeth Shepherd 就講過，公共資訊能否暢順流通，是提升公營機構透明度之關鍵，只有足夠多的資訊下，人民才可以有能力監督政府，確保官員問責。本來香港公眾的資訊權利已經有殘缺的地方；例如Shepherd所討論的，是英國的檔案法和公共紀錄管理制度，而這正正是香港多年來乏善可陳的一環。如果連政治、文化上僅存的資訊多元性都收窄的話，公共討論只會更加疲弱，對社會不見得是好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解釋資訊自由的重要性時，亦提到「公眾信任」（civic trust）一詞。很多人忽略了，信任其實是一個雙向過程，當一個組織的透明度高，容納批評聲音，邀請市民監督自己，市民不用事無大小都要費勁地猜度一番，自然會營造出互相信任，這個道理都可以應用於政府施政之上。而從近大半年來的「下架」浪潮中，我從同業中感受到的，並非信任，而是惶恐不安，他們的工作已不單是保存和傳播知識，還要猜度甚麼是可以留下來的資訊。
結語
教科文組織提到要達到善治，最有效的方法是透過公開而知情的公眾辯論。誠然，歐洲也有民主國家禁絕《我的奮鬥》，倫敦大學的圖書館也找不到《花花公子》。我不認為資訊權是絕對的，但至少所謂的界線要相對寬鬆、有民意共識，更重要是清楚明白，否則難談善治和公眾信任。我相信這篇文章不會改變時局，但希望幫助大眾想像，我們未來可能要面對甚麼。
作者貝立棠，就讀於倫敦大學學院資訊系，並在本地大學社科學院研究工作。本文刊於2021年07月13日信報。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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