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六四屠城未及三年，我居然膽粗粗跟陳文鴻去了北京，由落機開始，沿途不論的士司機、酒店侍應到有機會認識交談的市民，我都問他們關於六四的情況。沒有一個無參加過遊行示威，全部都支持學生，皆認為政府做錯了，但他們已經沒有八九民運時期的激情，語調平淡。
當時北京下海已成潮流，一個三、四人的核心家庭，本來全是國企員工或在國家機構工作，但至少已有一至二人下海，做個體户或在新興行業打工，其中年輕女性更有比較優勢，一個人可以做過多個行業，或身兼二職。我立即想到香港八十年代公屋居民的情況，在家庭經濟結構上兩者十分相近。北京一個家庭必有一人繼續做國家幹部，因為可以住公房，租金便宜，跟香港的公屋居民一樣，其餘則出去做個體戶或在私企打工，因為工資遠比國企工人高，所以家庭整體收入不俗，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絕對不差，大大改善生活質素。
八十年代末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已有娛樂事業如酒吧、的士高，變相夜總會也出現了，但保守派分不到利益，便祭起道德主義大旗，反對資產階級腐朽生活，不准三陪，即有女侍應的娛樂場所，不准陪酒、陪坐和陪出外。我們住在著名的王府井五星酒店，據知是太子幫王軍的集團開的，有軍方背景，地下設有的士高和夜總會，侍應數以百計，美女如雲，質素一流，她們不准陪坐、陪酒，卻可以站著和客人交談，博取打賞，通常一、二百元人民幣，一晚收幾百，每個月收入逾萬元等閒事，做個萬元戶十分容易。的士高則有不少單身年輕美女進場，或二、三人成群，?請她們唱K或跳舞，議價約二、三百元。她們日間全部有正職，經濟記者、空姐、教師....，什麼職業都有，談吐大方，說話有內涵，並非單靠青春樣貎。
我們八九六四出版過「民主潮」（並非支聯會那份），出了三期，每期二十萬，全港派發，更有普通市民義告奮勇，帶返大陸宣傳。內容明顯屬顛覆性質，鼓吹打倒鄧李楊政權，主張政治上、經濟上、外交上、軍事上全面杯葛中共，目的就是要推倒鄧李楊政權。
當年身入虎穴，不知為何沒有半點驚怕，大概是行無愧怍心常坦吧。
做人行得正、企得正，怕什麼？
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