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死者遺下妻兒」、「遺孀哭訴失去家庭經濟支柱」⋯⋯工傷意外發生後，傳媒即日「追尾」報導死者的故事，總是離不開「賣慘」的刻板印象，《九千鴻毛：香港工殤運動紀要》其中一位作者、工業傷亡權會（工權會）幹事謝欣然（小飛）如是說。
「嗰個慘呢，唔係真係咁簡單嘅問題，唔係意外發生嗰一吓，而係制度對你嘅摧殘。」另一位作者余嘉浩說。伴隨數年，工友總是被「二次三次」傷害，先是勞工處因沒有裁決權，親口向工人說處理不到賠償，然後要申請法援、上庭對簿公堂，有些工友會因程序繁複、耗時而放棄。
不忍看著工友或其家屬孤獨面對，工權會的幹事和義工總是默默地陪伴他們尋求公義。不過，工殤運動處於云云社會議題的「邊緣」，甚少人關注，也沒太多有系統的文字紀錄；因此小飛、嘉浩等人在跟進各個工友個案之餘，花上數年寫書，盼透過工友的故事、解析制度歷史，讓大眾知道城市發展繁榮背面的「陰暗面」。
小飛用「荒謬」形容親眼見證過的種種不公，甚至因工作感到抑鬱。以前她會跟工友說：「哎呀！咁真係冇辦法。」但當她開始寫《九千鴻毛》，知道問題何來，見證「先行者」由70年代啟始成功爭取改變，阿飛的想法開始改變：「我都可以有一個盼望畀到大家」。
訪問時，《九千鴻毛：香港工殤運動紀要》作者之一謝欣然提及勞工處會直接跟工友說沒有裁決權，處理不到爭議，又說過一個僱主聯同其他工人「砌受傷工人生豬肉」，令事主不獲賠償。
記鴻毛的重量 梳理歷史變遷和願景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香港由平原漁村去到今日國際金融中心，由多位默默無名的勞動者犧牲建立。筆者借用關注長者權益大聯盟代表余婆婆十年前立法會怒斥李梓敬一句：「你冇我哋呢啲人，捱工廠、捱起樓、你有咁富貴？你喺個X門生出嚟就係咁大？」
在書中，每一個工友遭遇意外後的故事都有血有肉。例如，小飛寫下屯門山景邨清潔工從35樓垃圾糟飛墮斃命後，家人的思念和死者生前的點滴，又分析垃圾處理系列的安全隱患。她亦寫過為工權會服務40多年的資深員工「愛姐」，多年來全力踏實支援，陪伴矽肺病工人臨終，直到在綠茵場上灑下工友的骨灰，「讓工友付託終身」。
寫人的故事以外，也寫歷史變遷和願景。書中重新梳理香港為如何沒有政府主導的賠償基金、職安法例的變更與緣由，並展望商界重視精神健康與過勞問題。
梁金愛為工權會資深員工，為工傷工人服務逾40載。
工權會每天都會剪下有關工傷的新聞報道，載入紀錄冊。
盼立「工殤紀念碑」作安撫 前總幹事離世促成出書
訪問中途，小飛與嘉浩打開工權會大堂的陳列架，內有數個黏土像，作品名為「你理想中的工殤紀念碑」。阿飛特意介紹其中一個黑白啡的「大石」基座，承托著H和K的字樣，她解釋作品由權益小組中一位工友創作，意思是不同膚色的人共同「撐起香港」。
圖中為「你理想中的工殤紀念碑」。
「工殤紀念碑」是工權會前總幹事陳錦康的遺願，他盼政府為死去的工友在鬧市立一塊紀念碑，「安撫勞動群眾」。《九千鴻毛》另一位作者余嘉浩解釋，此舉在於工傷工友及其家屬說「我睇到你， 我想嘗試去了解你嘅痛苦」。
陳錦康生前服務勞動者逾40年，直至2019年突然離世。在書中序，發起撰寫計劃的工權會義工李亞班感嘆：「其後香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記錄香港爭取公義運動的歷史變得更有必要。」小飛感慨，陳錦康離開令他們明白「有啲事再唔寫低就冇」，書中人物不知道何時會離世，或年邁；此外，工殤運動本已處於云云社會議題的「邊緣」，甚少人關注，也沒太多有系統的文字紀錄，令她更覺有必要出版此書。
工權會前總幹事陳錦康（資料圖片）
鼓勵工人發聲 讓社會看見陰暗面
嘉浩特別提及，書中整理80年代後，香港標誌建築背後所藏的工殤歷史，目的在於要大眾知道城市發展繁榮背面亦有「陰暗面」，即「勞動者不斷受傷，乃至死亡嘅歷史」，希望大眾好好看待工人的付出和犧牲。
由工權會製作的「工殤地圖」記下80年代起，香港發生奪命工傷的地點，圖為地圖網頁截圖。
嘉浩與飛一樣，來自中大學生報，大學時期已開始關心勞工權益，曾經亦是工權會的幹事。他爬梳《職安條例》的創立與26年之間的流變，寫下法例與制度對工傷的輕視多年不變。不過最令他深刻，是為工傷中斷指工人「阿明」的故事。
嘉浩寫下斷指工人阿明的故事，並在過程中逐步開解他。
他憶述，阿明在地盤遭遇意外後失去兩隻手指，事後一直耿耿於懷，即使參與工權會的聚會，亦一直收起右手，不敢示人。嘉浩遂嘗試在小組中慢慢開解阿明，盼他明白只有讓社會「正視你受到嗰啲創傷」，大家才會知道，「哦！原來我哋辜負咗呢班咁嘅人」。
書寫期間，嘉浩與阿明來回稿件，將他平時害怕公開的創傷寫下。事後嘉浩重新問阿明何以接受，才得知阿明想法已經改變，認同要將事件紀錄下來。訪問中嘉浩亦不禁慨嘆「你終於生性喇！ 」書寫過程，雙方亦在過程間獲肯定。
《九千鴻毛：香港工殤運動紀要》作者之一余嘉浩
未境之志，延綿的故事未完了
嘉浩認為，編寫歷史的難處在於尋找當年的回憶。人們未必能記住細節，在眾說紛紜下，有些事無法確定亦無法寫下。阿飛則稱，書中仍有未能詳寫的部分，如港資企業在外國所涉工傷、其他地方工殤運動發展歷史，希望未來能繼續書寫。
有些故事在書本出版後仍未完結。2022年5月，棚工陳兆豐在油麻地一舊樓墮下之後，遺下年邁二老，僱主沒有為陳購買保險，亦拒絕賠償，阿飛寫下「兩老是否能等到賠償的一天」後，陳老父已離開。逾一年半後，僱主最後被判罰9萬元，分90期交，而罰款收歸庫房，不落陳家手；到今年2月傳媒刊出報導，死者兄長稱仍未收到賠償，事件纏糾了了無期。
問小飛，相信有改變？她回應「信會有」，但「確定不會有生之年」，而她認為那是「清醒嘅認知」。她引用書中其中一篇發生於8、90年代故事——工權會提倡禁止手挖沉箱，因為工地環境惡劣、易出矽肺病、工人遇禍亦無法逃脫，惟生產成本較機器低、工人收入因高風險亦較豐厚，故取締此做法的倡議一直受到各方阻撓。儘管政府已立法禁止手挖沉箱，定下實施時間，但反對聲音仍然高漲。
「沉箱」在建築奠基前挖，之後工序為打樁。
直至1995年，士美菲路沉箱兩死意外發生後，令大眾真切認識到手挖沉箱的禍害，亦令一些仍想力挽狂瀾的反對力量逐漸消散。小飛得出「工殤運動需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的結論，亦深明正因當時早已做好準備，才能輔以社會輿論，在1996年成功立法廢除。期間，她配以強調的手勢回應稱「就係要搞10年、20年，4、50年先會有啲進步，但唔做就唔會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