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區域法院去年在7.28衝突的案件中，裁定湯偉雄杜依蘭夫婦及17歲少女暴動罪名不成立，惟上訴庭裁定「共同犯罪」原則適用於暴動及非法集結罪行，即不在暴動現場但提供協助的人士，如負責把風的「哨兵」、駕「家長車」接送示威者等人也足以入罪。湯偉雄遂上訴至終審法院，連同2016年旺角騷亂案遭判囚7年的盧建民的上訴一併處理。終院今（4日）頒下判詞，指「參與」是罪行中一項至關重要的元素，裁定沒有身處現場的人不可被視為主犯，但可按「從犯罪行」和「不完整罪行」予以懲處，如「家長車」可控協助罪犯。盧建民的定罪上訴則被駁回，維持原判及刑罰。
翻查資料，至少3宗暴動案件押後至本年底才作裁決，以等待是次終院上訴結果，分別涉及7.28上環衝突、9.29夏愨道和11.18佐敦「營救理大」案。
此外，多宗暴動和非法集結案件尚待審訊，排期至2022至2023年，包括8.11包圍尖沙咀警署、10.1油麻地、10.6反緊急法遊行、9.29反極權遊行、10.30大興不明氣體泄漏事件、11.12中環「和你lunch」及11.18油麻地一帶的暴動案件。是次終院判詞將影響下級法院如何裁斷被告在案件中的角色。
終院批上訴庭忽略「參與」元素
終院頒下的判詞指，上訴庭的裁決忽略了《公安條例》中，非法集結和暴動罪行至關重要的「參與」元素，未有聚焦該些罪行屬「參與性」。條例表明，要證明被告干犯控罪，他／她必需為集結的一份子，條例的語言顯示「身處現場」是某被告被視為「主犯」的前提，不可被普通法「共同犯罪計劃」原則所凌駕。
另一方面，「共同犯罪計劃」原則之所以適用於謀殺或誤殺案，是因為該等罪行不需證明被告身處犯罪現場。
終院：不在現場者依然可被視為「從犯」予以懲處
終院指，只要證明到被告人執行了犯罪計劃，便能證明到他們在非法集結或暴動中的「參與」，並不需額外以「共同犯罪計劃」原則來佐證。在檢控一方的角度而言，援引「共同犯罪」原則會造成不合理的負擔，因要額外證明被告事前有犯罪協議。在主審法官的角度而言，若拋棄「共同犯罪」原則，便不需向陪審團解釋雙重層次的「參與」（包括共同犯罪計劃中的「參與」和身處現場的「參與」），避免令他們困惑。
不過終院強調，不在集結現場者，例如遠離現場指揮及給予指令的「主腦」、提供資金或物資的人、在社交媒體上宣傳及鼓勵的人，皆可被視為非法集結的煽動者或顧問；身處案發現場提供支援者，包括收集磚頭、汽油彈和武器的人、把風者，可被視為參與者，或協助者和教唆者。此外，駕駛「家長車」協助參與者離開的人，可能要承擔《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0條「協助罪犯」的罪責。
終院指，對於沒有「集結在一起」的人，透過按「從犯罪行」和「不完整罪行」（secondary and inchoate liability offences）予以懲處，可維持公共秩序，而沒有任何漏洞。再者，上述罪行的懲罰可以與主犯一樣。
翻查資料，共有19人在「理大圍城」事件中，涉駕駛「家長車」而被控妨礙司法公正罪。另外，鄭錦滿等7人在事件中被控企圖妨礙和妨礙司法公正罪。
終院：若知悉暴動中另有犯罪計劃 須負更重罪責
終院認為，運用延伸形式的「共同犯罪」原則（extended joint enterprise）並不會造成控罪重覆或混淆，因罪責範圍不會涵蓋集結的「參與」，而只適用於執行犯罪計劃時的進一步罪行。
終院舉例指，假設3人正參與一個暴動，當中C持刀傷人致死，若果A和B參與暴動時已預料到C會在此場景中實行謀殺，那A和B便可被視為干犯謀殺罪。
終院又指，以上情況在現實並非不可能，例如一群人參與暴動、破壞公共設施、築路障堵路，同時知悉當中有人可能使用汽油彈或致命武器，若果計劃最終實行及引致傷亡，那他們會因為早已知悉此計劃的後果而承擔更嚴重的罪責。
終院：法庭需考慮非法集結和暴動流動性
上訴庭早前指出，現時非法集結高度流動性，參與者可利用手機和社交媒體溝通，並且有不同的角色，他們亦會因應警方行動而跑到不同的橫街窄巷和建築物，暴力時起時落。終院則「教路」，法庭需在每宗案件中判斷非法集結和暴動何時（when）和在哪裡（where）發生，但同時要考慮集結的流動性，而不能過於生硬，需整體地考慮受影響範圍、參與者的行為、溝通模式和混亂歷時多長，為了評估被告人須承擔「主犯」、「從犯」或「不完整」（inchoate）的罪責，法庭需要考慮參與者的角色。
終院指，法庭推斷一個被告是否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時，需考慮被告被拘捕的時間和位置，身上搜獲的物品如頭盔、護甲、護目鏡、防毒面罩、無線對講機、索帶、鐳射筆和汽油彈原料等。控方撰寫控罪時，需謹記上述提及的流動性和檢控基礎，以作兩手準備。
終院：單純現場出現不足以入罪 若言語或標記鼓勵則構成「參與」
至於一些僅在案發現場出現，但沒有做過任何實質行為的人，法庭可否憑他們身處現場而視為「鼓勵」集結，並把他們定罪，終院表示僅僅在案發現場出現是不足以被視為參與、協助或教唆該集結，或招致任何刑事法律責任，因為避免把無辜的路過者定罪是十分重要。
不過終院同時指出，集結的協助者、教唆者或促進者的行為未必是擾亂秩序或破壞安寧，但是若某人透過說話、標記或行動提供鼓勵，便足以構成「參與」。
是次上訴裁決並不會影響「赴湯蹈火」案的無罪裁決，可是對於未來將赴審訊的數十宗暴動案件影響深遠。
盧建民上訴遭駁回
至於盧建民，今日被囚車押送至終院聽取上訴結果。其定罪上訴被法官一致駁回，維持定罪及刑罰。判詞指盧明顯參與現場的集結，並11度向警方防線投擲物品，而陪審團相信影片中人為盧本人，暴動定罪穩妥。
盧建民爭議控罪元素之一的「共同目的」，質疑當被告人作出擾亂秩序、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是否足以符合「共同目的」的要求。終院今指，控方須證明被告曾與其他人一同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並意識到該些人士的相關行為，以及具有參與其中的意圖，並無規定要求證明集結人士之間必須共享某些額外的共同目的。
兩案上訴人分別為盧建民及湯偉雄。盧建民被控於2016年在旺角參與暴動，最後暴動罪成囚7年，預計明年出獄。他去年上訴至終審法院，最終刑期上訴被駁回，定罪上訴獲批出許可，爭議非法集結及暴動罪中「共同目的」之元素。
而湯偉雄與妻子杜依蘭，以及16歲少女，去年7月經審訊後暴動罪不成立，事後律政司提上訴，要求釐清「共同犯罪」原則是否適用於暴動罪，今年3月勝訴，裁定不在現場但提供協助的人士亦可入罪，湯偉雄兩個月後提上訴。
由於兩案均涉非法集結及暴動罪的重大法律爭議，故安排於終審法院合併處理，由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林文瀚及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勳爵審理。
代表盧建民的包括李志喜資深大律師及劉偉聰大律師等，代表湯偉雄的則有戴啟思資深大律師及潘熙資深大律師等。
律政司一方由署理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高級檢控官張卓勤、檢控官吳加悅和林宜養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