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金曄路博士
原文刊於學人。性。聯盟Facebook，首次刊出日期：2021年11月18日
看到G點電視和其他網上媒體報道，在上星期六（2021年11月13日）舉行的彩虹市集現場，有幾位拿著free queer from capitalism和fuck rainbow money的標語的行動者，質疑組織方靠攏資本主義，忽略了基層性小眾，助長講求品味、消費和體面的中產價值，把「老、醜、肥、窮的性小眾」摒除在社會的邊緣。
這種對主流同志／性小眾文化的異議聲音，一直存在，但這次以行動的形式，在活動的現場直截了當、以很本色的反對資本主義的立場、完全不包裝地發放出來，是震撼的，也不容忽視（Ta們正正就是逼組織方和所有活動參與者看到這些呼聲和不滿）。這種行動形式是很典型的queer action，赤裸裸、直接衝擊、不包裝不掩飾，即使信息看來有點難以消化，但也很明確。
延伸閱讀：彩虹市集外的行動者：Free Queer from Capitalism
我嘗試為這次反對行動事件提供一些脈絡和肌理，說明它不是突然爆出來的，而是反映了某些社群內積累已久的異議和不滿現狀的訴求。戴頭盔，我沒有親身參加今年的彩虹市集，所以只是就這些年對同志遊行和社群的觀察提出一些看法，也希望大家一起來討論，如果消費很資本主義，遊行很不安全，那打開電腦寫文章，累積論述資源，也是一種行動。
這次事件反映的，不是一個遊行、一個活動的問題，我們都知道這是香港出了問題。問題的核心是，當香港的社運空間、公民社會、組織活動急速消失的時候，有超過十年歷史的香港同志遊行，可以如何「走」下去？
今年的遊行和去年一樣，繼續因為限聚令不能舉行，組織者改在觀塘的工廈裡以彩虹市集Rainbow Market的形式進行。2020年的同志遊行，也是因為申請不到遊行集會不反對通知，要改在網上進行。2019年的同志遊行也不是遊行，是一個集會，在中環愛丁堡廣場進行，有同志和性小眾組織的攤位和企業的攤位。當時正值反送中抗爭，2019集會的非政治走向，已經引起一些社群成員的不滿。這三年香港同志遊行的發展，可見和香港的政治局勢緊緊相扣。不單是同志遊行，整個同志運動，和香港的公民社會，這三年來都處於癱瘓的狀態。
隨著香港社運空間的消失，上街遊行已經變成昨日的回憶。本來在過去的十年，香港大型的同志／性小眾活動還有不同的形式，有遊行、有嘉年華、有藝文展，但在這三年，傳統的、相對政治性的遊行難以進行，最後只剩下嘉年華活動。整個香港在國安法和疫情的雙重限制下，只能從消費、流行文化來迂迴表達內心的聲音和訴求。而大型公開的同志活動，也在同樣的限制下，只剩下粉紅經濟和粉紅嘉年華這些「安全」的形式，以非政治化的包裝、歡樂的形式來持續下去。而失去和犧牲的，是一種更加根本和激進的運動政治，一種可以動搖造成社會現有的不公、更直面衝擊、挑戰這些不公體制的運動政治（雖然這種政治從來不是香港同志運動的主流路線，只是一種持續存在的社群渴望）。
香港同志遊行變得嘉年華化、商業化、非政治化，這似乎是一個正在發生的方向。市集的活動形式能否照顧到不同性小眾的需要和訴求，是酷兒行動者的質疑。當然沒有一種活動形式是可以照顧到所有參與者的需要和訴求的。遊行這個形式，不管是在哪一天舉行，也無法海納社群內外所有想參與的人。遊行需要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出現，需要付出時間、體力和現身的成本，即使對在恐同大企業工作的中產同志來說，也是難以參與的。對於家有老弱病人要照顧的人，例如全職家庭主婦、沒有工人姐姐的父母、沒有適合行動裝置的肢體不自主的人等等，都是無法參與遊行的。
當公民的身份、遊行的形式、抗爭的語言，全部變成政治不可能，或甚至招來法律後果的時候，消費者、市集、嘉年華、走企業合作路線，是當下最安全、最具操作性的活動方式。組織者相信也是在非常艱難的處境下，努力調動一切可能的資源，策略性地讓活動持續進行。但不能避免的是，這種路線只會顧及有經濟和文化資本的群體，而忽略了沒有經濟、文化和時間資源可以安心消費和聚會的群體，包括各種邊緣性小眾；而這種非政治化、傾向內部圍爐、避開衝擊、介入社會的路線，也無法回應社群內渴求更激進的社會介入路線的成員。遊行變成市集，對懷有政治訴求、渴望同志社群參與公民社會、把同志遊行看成是同運或甚至香港公民運動一部份的人來看，是會失望的，儘管是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當遊行變成不可能，除了市集和嘉年華，還可以怎樣走下去？還可以怎樣想像新的可能？或者，除了這些，我們還可以創造什麼新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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