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於2013年11月，解釋社會主義者在佔領中環的政治立場，並提出所需的策略
解放軍、罷工罷課、清晰的運動目標
文：左仁（社會主義行動）
梁振英的選舉承諾已逐一打破，群眾對政府的幻想破滅。習近平政府上任後，全無放寬政治箝制的跡象，民眾對中央亦信心盡失。港大民意研究計畫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各項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標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對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來低位。值得注意的是，年屆18-29歲的受訪者最不信任特區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別為54%及67%，可見年輕人的壓抑和忿怒。
靜待改變的耐心日漸磨滅，群眾鼓譟起來，欲迅即行動。泛民主派將今年七一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道，為「佔領中環」造勢，令不少民眾懷著對「佔中」的希冀上街。社會上就「佔領中環」的討論愈演愈烈，鼓動不少青年關注香港民主鬥爭的前途。
建制派的抹黑攻勢一浪接一浪，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登報，指責「佔中」衝擊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壞香港經濟及營商環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佔中」是「少數人的獨裁」，又表示不會接受由300多萬名選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意味著提委會一定由小圈子控制。建制派似乎比五區公投年代更有準備，早早開始搶奪輿論空間。然而，建制派愈是咬牙切齒發動攻擊，「佔中」的反政府鬥爭意味就愈濃烈。
建制派害怕的，不是主導「佔領中環」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制運動，讓更激進的群眾有機會挑戰政府。六月十日，「佔領中環」第一輪的商討日在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泛民主派政黨、學生組織、社運團體等參加，然而卻由民主黨和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主導。商討日總結出的「七大議題」，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預先制訂的，也是以這群政客的預設議程為基礎，目的要排除激進派的參與。主流媒體吹擂的民主商議不過是面紗。
近日，戴耀庭近來一改舊日排除政黨身分參與的立場，於六月二十日與民主黨中委會商討第二次「商討日」的構思，並準備邀請其他溫和泛民，如公民黨和民協，組織後續的商討日。一開始「拒絕政黨」的主張不過是政治修辭，確保溫和泛民利用外圍資源主導運動，將激進勢力排除於外。
民主派操控的「佔中」行動，將會接受一個有篩選機性的普選方案，好讓特首候選人為中央的心儀對象。而「和平佔中」背後的議程是不會影響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制運動的手段，包括不建議年青人參與「佔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為營，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產階級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非暴力？解放軍鎮壓的可能
唐英年在競選特首期間爆料，指梁振英曾講過「香港始終要出動防暴警察」，近年對示威者的打壓愈趨瘋狂，警察又不斷加強裝備對付示威者，因此如何抵禦警察鎮壓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特首梁振英指佔中「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與其說是擺官威靠嚇，倒不如說是道出統治者的真正想法。雖然戴耀庭逐漸承認「佔領中環」不免犯法，但卻將抗爭要「和平」的責任推在群眾身上。戴教授的結論是，要由上而下強加規矩，控制運動，避免暴力發生。
香港不少激進青年想效法土耳其和巴西民眾抵抗警察武力的方法，陳健民卻走相反之路，強調抗爭即使警察清場也不反抗。事實上，這不但是空想，沒有參考實際鬥爭經驗，更將公眾赤裸裸置於暴力之下！土耳其群眾反對強拆加濟公園時，行動者均手無吋鐵，和平地阻擋工程車進入公園，直至警察動用催淚彈和水砲鎮壓，才挑起混亂。土耳其群眾沒有聽從戴耀庭的指示，睜開眼睛、束手就擒。相反，鎮壓令鬥爭行動升級，激起全國示威浪潮，坐擁30萬的公務員工會發動政治罷工，反對警察政治打壓。這將群眾的憤怒引導至更集中、更有力、更有組織的工人鬥爭。
任何強加群眾的宣誓條款，都不能限制群眾抵抗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強化群眾的組織和紀律，包括組織自衛委員會和糾察隊，讓「佔中」示威者民主決策抵禦行動。就如土耳其群眾在塔克斯廣場以障礙物和廣告板圍起示威區，阻擋警察進入。烏坎村的農民更組織糾察隊，日夜巡邏監視政府派流氓混入示威隊伍。
這是活生生的鬥爭經驗，如何「佔領中環」能鼓起群眾能量，群眾不會受制於自上而下的指揮去束手就擒，讓運動「被自殺」。自我組織捍衛抗爭，是成功的基本一步。
此外，陳健民認為，若按2005年警方處理韓農示威的效率（一日清場），相信不需要出動解放軍（諷刺地，這是預設「佔中」失敗的立場），低估政府的鎮壓力量。相反，曾被中共以間碟罪逮捕，並坐牢接近三年的程翔，由於作為傳媒人對八九六四有更深刻的認識，對統治階級的鎮壓手段更有認知。程翔在「佔中」商討日時呼籲，參加者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事件可能成為八九民運的翻版，連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亦表示認同。
當然，中共若果血腥鎮壓香港群眾，要付出極沈重的政治代價，並很可能激發大陸群眾共同反抗。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亦是中國紅色資本走向國際市場的跳板，鎮壓會損害中港資本家的營商環境；中美在亞太區的局勢日趨緊張，中共鎮壓是美國豎起「人權民主」旗幟的好機會，藉以拉攏其他亞洲國家，加強經濟及軍事上圍堵中國，幫助美帝的勢力「再平衡」。因此，中共固然會盡量將鎮壓責任「外判」給香港警察，但是，如果「佔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是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我們絕不能輕視中國維穩香港的決心。
群眾組織可令政治上取得優勢，將警察從統治階級拉到示威群眾的一方。兩年前，埃及革命在推倒穆巴拉克前，有獄卒讓監獄內的政治犯釋放出來。而土耳其近有警察向示威者派發面罩，甚至有軍方人員支持示威。這是群眾分裂國家機器的初始現象，如果群眾成立反鎮壓的基層警察和士兵委員會，組織叛變的軍警加入群眾一方，可以大大強化群眾的防衛力量。只有有組織紀律的鬥爭行動，才最有機會減低被鎮壓的犧牲而贏得勝利。
罷課、罷工
商討日裡，有市民提出罷工、罷課和罷市應，《蘋果日報》刊登相關討論後，建制派喉舌《大公報》隨即強硬回應，瘋狂攻擊佔中「煽動罷工罷課罷市」。然而，這個具震憾力的意見似乎受到「佔中三子」的冷落。首先，商討日結論的七大建議之一，是要確保「佔中」不會破壞香港（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這代表要排除罷工在運動中發揮關鍵力量。陳健民處處流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渺視，指罷工罷課是「合法」行動，相對沒有「佔領中環」那麼激進，甚至暗示基層只懂「吐苦水」而搞不懂「高尚」的民主理念。這些學術菁英迷信法律，卻徹底誤解群眾鬥爭的模式。
「佔領中環」的原意是癱瘓香港的運作，威脅政權的統治穩定，迫使統治階級妥協。然而，單靠十萬人在中環集會甚至佔領馬路，都不能癱瘓金融市場的運作。這點也是戴教授努力証明的一點，以安撫中產階級。三個月前爆發的貨櫃碼頭罷工是一個好例子，500名罷工工人雖然只佔全碼頭的小數，但鼓起了全港四十天反李嘉誠的浪潮，局部癱瘓了碼頭的運作而令和黃財團每日虧損$500萬。在資本家心目中，從碼頭罷工的經驗可見，罷工從來都是非法的。法院在判決禁制令時指，基本法保障的罷工權，是「不能凌駕私有產權的」。泛民工會職工盟亦因為視「不違法」為金科玉律，限制工人更進取的鬥爭方式。
群眾運動的湧流是不能靜止的，不進則退，「佔領中環」開始一段時間後，如果行動不升級，群眾的能量會被消耗而感到迷茫，參與的人數會減少。在反國民教育鬥爭時，中聯辦放風指絕不能讓罷課出現，而十萬人以下的遊行則可以大安旨意，由於教協不願推動罷課，最後集會十天後，「反國教大聯盟」的領袖沒有提出行動升級的方案，最後更突然宣布解散，運動冰消瓦解。
因此，學生罷課後，可以鼓起工人罷工的信心，繼而號召工人罷工。與陳健民的講法相反，香港罷工比起單純集會有力得多，將會震憾國際，真正達至癱瘓中環的效果。
清晰的鬥爭目標 – 立！即！實現真民主
中共面對「佔領中環」時，可以玩弄對普選的魔鬼細節，試圖愚弄群眾接受偽民主的政改方案，甚至讓泛民提出「廿三條換普選」之類的腐敗交易。我們必須有清晰的民主綱領。
戴耀庭提倡的所謂「全民制訂」政改方案，要由國際專家判斷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在中情局叛諜斯諾登一案後，可見只要民主權利威脅到政權統治，美國政府如同中共一樣，瘋狂打壓異見分子。「西方標準」只是一個笑話。再者，專家鑑別無視群眾運動中提出的訴求，限制更激進的變革聲音，就如特首篩選機制，「佔中」商討日淪為偽民主荒誕劇。
即使中央人大釋法，破壞承諾早有前科，泛民主派迷信基本法的「普選路線圖」。認為「佔領中環」在路線圖框架下增加談判籌碼的工具。即使是學民思潮在六月底拋出的政改方案，亦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難道我們在2014年「佔領中環」後還要等待六年，直至2020年才有真正民主？
正如本刊廿一期的《烏坎抗爭再次爆發》所指，中共在抗爭期間答允示威者訴求，讓運動解散後，隨即打破承諾，因此在承諾實踐前，不應解散群眾抗爭的委員會。對香港也不例外，中共可以在答允訴求後，讓「佔中」解散後，用鬼辯技倆打破承諾。因此，建基於對中共的絕不信任，「佔中」必須要求立即實現民主，絕不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的佔中訴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台
●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
●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 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
● 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
「真正人民議會」立即實行的社會改革，不能拖延到佔中之後，而應該納入為佔中訴求：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
● 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污染
● 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