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澍基是火紅年代的經典人物，是同代和六、七十後的思想導師，盡領風騷幾十載。他最近在家中意外驟然離世，死因荒誕，充滿存在主義色彩，不啻是知識初戀時期深受尼釆哲學思想影響的曾基底生命存在荒謬的寫照。
曾基的一生，標誌着本土戰後新生代在中國與香港之間的歷史夾縫中的成長與掙扎、徬徨與吶喊，他的離去，亦象徵了一個時代終結的開始。因此，同代對他的辭世特別沉痛哀傷，我亦百感交雜，不期然墮入無盡的思憶裡，不能自已。
作為同年生的同代人，我慶幸在大學時期認識到亦師亦友的好友曾基。不必諱言，我真正的學問和知識基礎，不是從課室的教授學習的，而是與以曾基為核心的一群社運份子針鋒相對辯論和互相切磋得來的，那段歲月影響一生，永誌難忘。
曾基和我都是當年所謂「社會派」的核心人物，與受毛澤東思想和民族主義熏陶的「國粹派」激辯學運和社運的路向，以及中國和香港的主次矛盾問題。表面上，那些爭論已成歷史，實際上卻不斷重複，只是在不同時期以不同面貌呈現出來而已，至今仍然延續不斷。令人遺憾又諷刺的是，因着不同的人生際遇、練歷和思想轉變，今天大家已經各有所向，分道掦鏢，走上不同的道路，甚至對立面。
近年來，我與曾基已甚少見面，相聚不多，不能不承認是刻意避免無謂的政治爭抝損害友情，反而面書上的交流較多，每每是在日常生活上的細節展示關懷，以及共同回憶過去大家熟悉的事蹟。想不到早前還看到他用英文記述他一生最愉快和不愉快的歳月，出事當天下午他剛上載神采飛揚的最新肖像，轉瞬間便陰陽相隔，從此永訣。
同代好友要為追思曾基出本紀念冊子，我好想寫點東西，但千言萬語，思緒紛亂，感情複雜，實在不知從何說起。
前年是九七年創辦的進一步出版社成立十五周年，江瓊珠等人力促我撰寫回憶錄誌慶，但因要為生活奔波，俗務繁忙，結果我只能口述，由江瓊珠筆錄、張月鳳編校，完成上卷，記錄生平所見所聞至九七年回歸，全書十六章，共十幾萬字。書本至今沒有出版，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想傷害朋友尤其是曾基的感情，也許多年或在我離世以後，回憶錄才會面世。至於九七年後至今的下卷，涉及在世的人物更多，情節更加敏感，恐怕要自己真正退隱江湖後，才可能有機會親自執筆，但能否成事，真箇是天曉得。
翻看回憶錄的文稿，有一段記錄了我和曾基的齷齪，解釋了雙方情理交錯、愛恨相纏的關係，君子相爭，不如不見。但歷盡波刧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何況我記得曾基曾經教我，現實有多重層次（Different levels of reality)，不必事事與革命和意識形態攸關，毋須執著，我相信他日黃泉相見，來世再會，大家又可言無不盡，相談甚歡。
附錄：
『到了80年代初，眾人也各散東西。我當時入職《信報》；曾澍基去了金融界，曾在「渣打」、「匯業」工作。他現在回憶往事，都覺那段時間生活雜亂無章，去了英國讀書，終於找到了自由，加入了學術界。我在面書上寫了一段批評的文字，問：「Is a scholar really free？」
這個辯論是怎樣產生的呢？溫州高鐡意外發生後，曾澍基在面書寫：這是一個奇蹟，是一個複雜的情況。我就回答了一段：「中國的奇蹟，其實並沒有什麼值得慶幸。只不過以前是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現在是多快好省的國家資本主義，所以這個災難其實是永恆和必然的。」接著有一個網友說不想要革命，曾澍基也如是說。我回應這無需要革命，問題會變得狹窄(narrow down)。曾基就挑戰我：即便是narrow down又如何？我的說法就是：有關當局埋掉那些出事的列車，以及巧立名目地說因為它的時速不過三百米，這不是「高鐵」而是「動車」，那即是不想說「高鐵」出現問題，而推掉給「動車」。單是此事，我們已經知道不可以對共產黨有任何寄望。我說：如果中國仍有知識份子的話，那他們就不該為當權者服務。曾澍基則回應：當然，但也不應為有錢人服務。我續說：我們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除非當老闆剝削工人，否則我們必要做工人。這樣我們或多或少也是為有錢人服務，不管主觀意願是如何。所以，我們的整個人生其實就是在此矛盾中活著。
他繼續挑戰說：打工不等同於服務諸如此類。即是他質疑我為有錢人服務，雖然他沒有說得明白。我則反駁說：難道你認為當學者就是自由的？人所皆知大學畢竟也只是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再生產而已。否則，那些有錢人為何會捐錢給大學？
他再說：難道在中國當工人的也是為官僚資本服務嗎？他根本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所說的要義。我們活在這個年代就有這個矛盾。除非你是一個很自覺的學者，處處作出挑戰，但你卻沒有。而他就提及當年的《文化新潮》就不是為誰服務，工餘為《文化新潮》寫稿，是多麼辛苦。
後來我再沒有跟他辯論。今天，曾澍基與黃醒華把《文化新潮》、《左翼評論》及「匯點」所有文獻放到網上，彷彿要為這段歷史立此存照。說實話，我覺得這是很呆頭呆腦的。如果你們不是繼續實踐這些信念，那又有何意義？
他們認為把過去的一些典籍放到網上就是做了歷史，我不同意。我認為歷史是用來詮釋的，但我不是為了詮釋而詮釋。我近年不時去左翼組織做演講，目的是為了煽動他們繼承這個傳統，好讓運動繼續發展下去。要不然，我哪會費時傷神跟他們演說？
《文化新潮》曾經續辦一次。那是83年或84年，張嘉龍因為商業原因，需要延續他那間植字公司。他游說我出來合作，因為友情關係，我不好意思拒絕他。其實我當時只是用了一半心力去應付。結果把那份刊物弄得糟透了，而且還欠下一筆款項。張嘉龍覺得我們沒有出錢，有一段時間也不喜歡我。但重辦並非我的意願，只是他的意願。當時我們也是不收分毫免費寫稿。
其時恰巧在談基本法，我在《星島晚報》星期日雜誌寫了一篇《我們不要基本法》。在《文化新潮》復刊時，也開始質疑民主回歸那些觀點。當時以我的批評最為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