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警方國安處2021年指有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要求7名支聯會常委提交資料被拒。前副主席鄒幸彤、常委鄧岳君及徐漢光被裁定「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4.5個月，定罪及刑期上訴均被高等法院駁回。3人今（17日）於高院申請上訴至終院之證明書，要求釐清控罪元素，包括控方須否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及能否於審訊挑戰涉案通知書的合法性。鄒幸彤親自陳詞，指控罪對公民社會和基本權利或帶來毀滅性影響，公眾有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避免觸犯法例；又指法律應以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方法詮釋，不應成為有權勢者任意操縱的「無限彈性工具」，控方必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才能入罪。
國安法指定法官黎婉姬聽取陳詞後拒絕批出證明書，認為上訴方的議題不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亦只是重複早前理據，沒有合理可爭辯之處。已曾還柙及服刑共近80天的鄧岳君及徐漢光，另申請保釋候上訴亦遭拒絕，法官指未能信納二人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安的行為。鄒幸彤聞判後微笑，徐漢光則攤開雙手聳肩。散庭時，旁聽人士紛紛說：「撐住呀！」
案件由高院原訟庭法官黎婉姬審理，上訴人為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鄒幸彤自行代表，鄧及徐則由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及大律師黃俊嘉代表，律政司代表為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及高級檢控官吳加悅。
3人精神不俗，開庭前鄒幸彤與旁聽人士互道「早晨」，徐漢光和鄧岳君微笑揮手，徐漢光豎起拇指，鄧岳君亦做致敬手勢，並說：「（服刑）第35日。」鄒幸彤獲准攜文件坐在律師席。
支聯會前常委 鄧岳君（左）及徐漢光（右）
爭議須否證屬外國代理人、可否於審訊挑戰通知書合法性
3人今向高等法院申請終審法院上訴許可之證明書，根據法例，高院拒絕後被告仍可直接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
其中鄒幸彤提出的法律問題為：就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的控罪，控罪元素是什麼？尤其：
（i）涉事組織為外國代理人或台灣代理人是否控罪元素？
（ii）涉案通知書的合法性是否控罪元表素，可作為辯護理由來挑戰？
至於鄧岳君及徐漢光一方提出的法律問題，則包括：
控方須否證明通知書事實上送達予外國或台灣代理人？
終院在煽惑六四集結案中，有關被告在刑事審訊中提出間接非憲法挑戰的決定，是否適用於所有案件？
被告能否以挑戰通知書的合法性作為辯護理由？
通知書要求提供「文件」，是否超越條文提交「資料」的要求？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對個人資料的保護，是否不適用於「實施細則」附表5就外國或台灣代理人保管的個人資料使用？
通知書能否要求提供《國安法》實施前已存在的資料？
上訴方：應在審訊一併處理法律問題
黎官早前裁定，辯方不可於審訊挑戰通知書合法性，而應申請司法覆核；並引述鄒幸彤煽惑六四集會案終院判詞，提及若一個人是某個行政命令針對的對象，而他沒有提出上訴或上訴失敗仍違反該命令，他不能於事後的刑事審訊透過挑戰命令的合法性來抗辯，認為該情況也適用於本案。
資深大律師戴啟思爭議，相關原則是否適用於所有情況，又指《國安法》強調檢控的效率，但若必須就通知書合法性問題申請司法覆核，會令檢控變得複雜，認為應在同一審訊、而非分開的聆訊處理所有法律問題，並強調相關問題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
上訴方為被告申保釋 已服刑近80日
戴啟思亦為被捕後已還柙42天、及自上訴被駁回後已服刑35天的徐漢光和鄧岳君申請保釋等候上訴。翻查資料，二人被判囚4.5個月，如獲三分一行為良好扣減，即只需服刑多十多天；如未獲三分一減刑，則需服刑多約57天。
資深大律師 戴啟思
指罪行對公民社會或有毀滅性影響 望釐清控罪元素
沒有律師代表的鄒幸彤親自陳詞，批評控方完全誤解和無視她提出的問題，指她提出的議題，旨在釐清這條嶄新罪行的控罪元素、對罪行作出正確解讀，因這罪行對公民社會和基本權利或帶來「毀滅性影響（devastating impacts）」。鄒指這是自審訊到上訴的核心議題，公眾有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避免觸犯法例，而若事實是根本無法避免觸犯此法例，公眾也有權知道。
鄒續強調，要正確解讀法例，應從條文的字眼出發，舉例如法例指有男人收到徵兵令要服兵役，不可能理解為女人收到也要服兵役，除非法庭或立法機關進一步指「男人」也可被定義為「女人」。惟鄒指，這種基本錯誤卻出現在判詞有關控罪元素的段落，法官沒有正確地點出所有控罪元素，而是反過來從控方須證明什麼、或什麼可被挑戰來解讀條文，導致控罪的解讀出現不一致和自相矛盾。
翻查判詞，黎官提及涉案控罪元素僅包括四點：通知書表面上有效；通知書已妥當地送達上訴人；上訴人是支聯會幹事、管理或協助管理支聯會的人；及上訴人未有盡應盡的努力、亦非因其不能控制的原因而無遵從通知規定。
指「外國代理人」為控罪元素 質疑判詞無提及
鄒續引「實施細則」附表5第3(3)條列明，「如某外國代理人或台灣代理人屬一個組織」無遵從通知規定屬犯罪，指控罪元素顯然包括須為「外國或台灣代理人」及屬「組織」，惟此兩點法官在判詞均無提及，僅提及是「上訴人」未有遵從通知規定。鄒指「代理人」和「上訴人」並不相等，「法庭應詮釋而非重寫法律」，不能將控罪元素的對象隨意互換。
鄒陳詞期間遭黎官打斷，問鄒還需時多久、需否押後聆訊，指聆訊原只預留60分鐘，又着鄒毋須重複書面陳詞內容。鄒指她或需時1小時，因控方似乎完全誤解了其論點，黎官指「你是對我作出陳詞，不是對控方作出」，並指只會給予鄒幸彤多10分鐘時間。鄒續重申，認為控罪有7個元素，但黎官判詞只準確地指出其中一個，即「通知書已妥當地送達被告」，並認為有迫切需要由終審法院釐清。
高院原訟庭法官 黎婉姬
鄒批控方繞過立法原意、令法律成為被權力操縱的工具
而就控方指，若須先證明被告是外國代理人，會引致荒謬（absurdity）的結果，鄒反駁指事實正正相反，指「真正的荒謬，是拒絕接受條文上的『代理人』只能是『代理人』，亦無法提供另外可行的定義；真正的荒謬，是以尊重立法原意為名，繞過條文字眼清晰可見的立法原意；真正的荒謬，是以粗暴的條文，令警方可以濫用權力；真正的荒謬，是給予警方權力，指控任何人是外國代理人；真正的荒謬，是懲罰堅持真相、堅稱自己並非外國代理人的組織」。鄒表示，這些均是控方毋須證明組織為外國代理人，所會導致的荒謬結果，但若正確解讀法律則可以避免。
鄒強調，法律條文應以任何普通市民均能明白的方法詮釋，而非律師之間脫離常識的文字遊戲。她指任何沒有法律訓練的普通市民看到涉案條文，均會合理地認為若他與任何「代理人」無關便會「安全」，然而他們無法預視的，是法庭有天竟會說「代理人」不只是代表「代理人」，即使組織並非外國代理人也可能入罪。鄒重申應給予條文字眼一般的意思，即「代理人」意指實際上的「代理人」，令法律意思能被普通人所理解，而非成為「有權勢者任意操縱的無限彈性工具（infinitely elastic tool）」。
官拒申請 指不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重複爭拗
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僅表示，不同意鄒幸彤稱他們扭曲其論點，並採納書面陳詞，認為上訴方論點無合理可爭辯之處。張卓勤亦反對被告的保釋申請。
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張卓勤（右）
法官聽取雙方陳詞後，認為上訴方有關能否於審訊挑戰通知書合法性的議題，終審法院就鄒幸彤煽惑六四集會案的判詞已處理，不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至於其他論點，法官認為只是重複審訊和上訴時提出的爭議，沒有合理可爭辯之處，故拒絕發出證明書。
而就徐漢光和鄧岳君的保釋申請，法官未能信納二人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故拒絕申請，二人須繼續服刑。
鄒幸彤聞判後微笑，徐漢光則向妻子攤開雙手聳肩。散庭時，旁聽人士紛紛說「撐住呀」，有人高叫「講得好好呀！」，徐漢光向旁聽席抱拳，鄧岳君則做手放額頭致意。
3人原審罪成 各判囚4.5個月
國安處2021年8月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按《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5要求7名支聯會常委提交成員和活動等資料，但遭拒絕。鄒幸彤、徐漢光及鄧岳君不認罪受審，去年3月被裁定「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各判囚4.5個月，獲准保釋等候上訴；惟鄒幸彤拒絕接受限制言論自由的保釋條件，加上另涉支聯會煽動顛覆案須繼續還柙。
法官黎婉姬今年3月駁回全部上訴，裁定辯方不能於審訊挑戰涉案通知書的合法性，並同意原審裁判官指，控方毋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指實施細則原意明顯賦權警務處長廣泛權力作調查，要求須先證明組織身分是不合理。法官亦認為，涉「公眾利益豁免權（PII）」被遮蓋的資料、及控方證人拒答問題，均沒有令審訊不公。
翻查資料，3人於去年9月10日首度提堂被拒保釋，鄧和徐同年10月22日獲准保釋，共還柙42天。至於鄒則一直還柙至今，逾兩年半。
控罪指三人違反《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第3(3)(b)條，於前年9月8日，作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上述《國安法》條例，送達通知，但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同案被告梁錦威和陳多偉承認控罪，各判囚3個月， 已服刑完畢。
案件編號：HCMA9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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