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已解散的支聯會於2021年被警方國安處指是「外國代理人」，並要求7名常委提交資料。前副主席鄒幸彤、常委鄧岳君及徐漢光被裁定「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4個半月。3人上訴至終審法院，案件今日開審，上訴方、律政司、和5名指定法官花大量時間爭論《國安法》實施細則中，規管外國或境外代理人的罪行條文應該如何演譯。
律政司一再重申，警務處處長只需「合理地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即可發出通知要求提交資料，3名法官先後表達不同意，指出原文根本沒有用上「合理地相信」一詞，質疑律政司是要求法庭重寫條例。常任法官林文瀚更指，實施細則要求提交資料的權力，不存在於普通法下的警權，市民日常面對警方調查，可以選擇是否提供資料，警方可向法庭申請手令獲取資料；但若按律政司的解釋，警方不用經法庭審視就可以發出通知，而拒交資料者即屬犯罪，林官形容似乎由「傳統警權跨出一大步（a wide step from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olice power）」。
法官在聽取雙方陳詞後，表示將擇日頒下判詞。處理案件的5名終院法官分別為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林文瀚，以及非常任法官陳兆愷，案件未有海外非常任法官參與。代表上訴方鄧岳君、徐漢光的代表為資深大律師彭耀鴻；鄒幸彤則自行抗辯。律政司一方則由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代表。
鄒幸彤
前支聯會常委 徐漢光（左）、鄧岳君（右）
終院早前就3項涉及「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的法律問題批予上訴許可，首條問題涉及《國安法》實施細則規管外國或境外代理人的控罪，到底控方是否必須證明支聯會實際上是「外國代理人」。
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認為，警務處處長只需要「合理地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即可發出通知要求提交資料，該權力源於《國安法》43條，並協助警方有效調查和防止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特別是涉及境外勢力干預的罪行。但他表示沒有相關案例支持其演譯的方向。
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張卓勤（右）
張卓勤稱原文有「歧義」 法官質疑中英文法均不通
受爭議的實施細則條文來自附表5第3(3)條，條文開首採用「該代理人」，並無提及「合理地相信」。首席法官張舉能質疑，律政司是要求法庭重寫條例（rewrite the regulation），但立法工作應由立法機關負責。張卓勤承認條例未有用上該字眼，他稱不是要求法庭重寫，只是條例現時存有「歧義」，希望法庭「連繫和應用（relate and apply）」他所表達的意思，又指在條文第3(1)條已出現「合理地相信」的字眼，他稱該意思可以帶往其他條文。
常任法官霍兆剛隨即表達不同意，因為從英文文法已經不通，在第3(1)條已經出現兩個動詞，句子應已完結，他質疑如何將「合理地相信」的意思帶到其他段落，直言在英文文法上似乎是不可能（seem impossible as a matter of grammar）。
張舉能亦同意，按律政司提出的演譯，即使在中文版本亦不通。而且其他條文確有用上「合理地相信」一詞，反映立法者清晰知道特定立法意圖。
稱條文是針對境外勢力「例外措施」 官：更應證明身份
常任法官林文瀚指出，從本質而言，附表5要求市民提交資料，而不遵從就變成罪行，該種警權並不存在於普通法內，一般而言市民可以決定是否提供資訊，警方若認為要取得資訊，可以向法庭申請手令，情況類似實施細則附表7授權申請的提交資料命令。但若按律政司的詮釋，警方可在未有法庭審視下，發出一張具有不遵從就負上刑責的通知，他指出「似乎由傳統警權跨出一大步（a wide step from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olice power）」。
張卓勤回應指，該做法是一種「例外措施」去針對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不過林文瀚表示，若目的如是，更應在發出通知時，已證明支聯會事實上是「外國代理人」，從而證明存在「外國勢力干預」的嚴重後果。
設限阻礙調查效率？ 上訴方：國安處不是好事者
至於上訴方提出的演譯方式，資深大律師彭耀鴻指出從最顯淺的字眼解讀就是正確，用上「外國代理人」一詞正好反映立法意圖要求控方必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毋須採用律政司提出奇怪且不合邏輯的詮釋。
資深大律師 彭耀鴻
不過該種解讀同樣受法官質疑，其中非常任法官陳兆愷提出《國安法》應提供防止危害國安罪行的工具，如果要求在調查階段就要證明支聯會確是「外國代理人」，會令調查變得無效。張舉能又質疑，如果國安處未能證明某人是外國代理人，既不可向法庭申請手令，又不可發出附表5的通知，豈不是什麼都不能做。
彭耀鴻回應指國安處不是「好事者（busybody）」，當未能證明犯罪行為時，市民應有權利和自由。
案件編號：FACC10/2024、FACC11/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