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去年6月尾，位於屯門的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CIC），罕有地進入了香港人的視線。近30名羈留者為抗議無限期羈留，發起絕食，獲多方聲援。直至去年12月23日，其中一人向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被拒，最後3名絕食者才決定恢復進食。
《獨媒》連月訪問最後三名絕食者，了解他們從絕食到恢復進食的過程，以及進入法律程序所面對的困難。這場CIC史上最長的絕食，歷時178日，最後階段，絕食者除了超甜奶茶，也開始喝醫生處方的營養品，及攤分少量朋友探訪時帶來的小食。但他們的體重，仍平均下降了20至30公斤。
半年來，絕食者用盡各種方法望能獲釋，有人前一晚閱畢數百頁英文法律文件，親身上庭自辯申請人身保護令，但最終仍難逃失敗。遠道來港，原是逃避家鄉迫害，但最終在異地蹉跎二十年，仍是要冒生命危險返國：「如果我知道會搞成這樣，我不會來。」
他們始終沒有後悔絕食：「絕食後，這裡很多事情在改變。雖然我們這些絕食者得不到什麼，但起碼能幫助其他羈留者獲得自由。」不過隨着近月針對尋求庇護者的《入境條例》修訂通過、新的羈留中心又啟用，被羈留者的處境，或再度陷於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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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IC「黑獄」內 一場絕食的開始
今年34歲的印度男子Vikramjeet Singh，仍記得這場歷史性絕食第一日的畫面——去年6月29日早上，在日間活動室內，羈留者如常等候領取早餐。也不知是誰開了頭，有人拒絕領取食物，其後逐漸有人跟隨。
「我沒有跟其他人計劃好，只是不能再忍受現在的情況，就開始絕食。」Vikramjeet原本在印度與一名女子相戀，但女方的種姓比他高，家人亦非常有錢。女子的兄弟知道二人將要結婚後，派人打了他一身，更威脅要殺掉他，他唯有在2009年來港暫避。
Vikramjeet在2010年一度返國，但事情仍未結束，遂於2011年再度來港，提出酷刑聲請。他在2014年因藏毒入獄，去年2月服刑完畢再被送到CIC，因為聲請被拒，上訴亦被駁回，正申請司法覆核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據入境處資料，截至今年6月30日，有254人被羈留在CIC，當中192人曾提出免遣返聲請。CIC主要羈留涉違《入境條例》、須被遣返的人士，包括非法入境者、逾期居留者、尋求庇護者等，以及須被遣返回國、或正提出免遣返聲請的外籍釋囚。
由於香港政府並無簽署聯合國《難民公約》，任何來港尋求庇護的人士，只能以迫害風險為由，提出免遣返聲請（non-refoulement claim），而申請免被遣返的前提，是他們要先逾期居留或非法入境，違反《入境條例》以達致「須或可被遣離」的條件。
若聲請被確立，則會轉介至聯合國難民署以確立「難民」身分，並安排移居第三國家。惟審批過程漫長，審批的成功率只得1%〔註1〕，因上訴被駁回而排期申請司法覆核許可的案件，至2020年更有2367宗。
漫長的等待期間，部分人會獲批俗稱「行街紙」的擔保書，只要定期到警署或入境處報到，便能暫時獲得人身自由。但部分人或因曾犯事等而被羈留在CIC，羈留時間不限，短則數日，長則可達數年。〔註2〕
Shah
酷刑聲請和上訴同樣被拒，正排期司法覆核的CIC絕食者，還有來自巴基斯坦的Ahmed Sani Salman和Shah Syed Arif。41歲的Salman，父親為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謝里夫派）黨員，1998年家鄉因政治衝突而發生謀殺事件，年僅18歲的他被誣陷殺人，更一度下獄。他家人出錢幫他疏通出獄，其後他自2000年起三次以不同身分來港暫避，豈料父親在2005年同樣被殺。
2006年，Salman因非法入境罪服刑後被轉送CIC，才從其他羈留者口中得知可以尋求庇護，於是在CIC提出酷刑聲請。他在CIC羈留了10個月後獲發「行街紙」，後來更以非法羈留（unlawful detention）成功向政府索償12.5萬港元，惟其後數度入獄，並在去年3月刑滿後被送往CIC。
現年37歲的Shah亦因政治迫害來港。他在家鄉修讀政治，因參與反政府示威被控，2007年經中國來港，其後2014年因販毒被補，入獄逾6年，在去年5月抵達CIC。
被羈留多時，教他們最憤怒的是無止境的羈押。「比我罪行嚴重的人都獲釋，但他們就是不釋放我！There is no law here」，Salman反覆搖頭說，入境處總是重覆以他們曾犯重罪、對社會構成威脅而不批准保釋，「但我已經服完刑了」。
況且，羈留環境較好還較容易接受，偏偏CIC的環境比監獄更差——羈留人士不獲發醫院處方藥物、不能工作只能成天呆坐、衞生環境惡劣，甚至有人遭職員語言或肢體暴力。「這是酷刑（torture）」、「他們不把我們當人」，幾個人都不約而同吐出這句。
羈留者的絕食很快引起公眾關注。去年7月，CIC關注組連同絕食者親友到CIC及入境事務大樓抗議，又發起聯署聲援，獲逾二千多名香港市民支持，甘浩望神父亦在CIC外絕食五十小時聲援。其後，時任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張超雄、朱凱廸獲准探訪絕食者及與入境處會面，入境處承認有羈留者得不到妥善治療等問題，亦表示會考慮絕食者的訴求。
去年8月，時任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張超雄、朱凱廸等到CIC聲援絕食人士。
然而到了8月12日，入境處發文否認所有指控，又譴責網媒失實報道，自此之後便沒有再與議員會面。同一時間，有職員向不同絕食者表示他們停止絕食便會獲釋，絕食人數漸漸減少（但往往沒有如入境處「承諾」般立即獲釋）。絕食者曾於7月行動升級停止飲水，有人暈倒送院，期間Vikramjeet亦報稱被職員毆打，但報警後事情不了了之，絕食者亦重新飲水。
羈留者原本不惜殘害自己身體，就是希望盡快獲釋，奈何許多人都無法如願以償。這場絕食，到了12月，只餘下三人。
醫療室也是酷刑室
在絕食的最後階段，Salman、Vikramjeet和Shah三個都待在與世隔絕的四樓醫療層，這是他們自絕食第五週便被送到的地方。
這個他們稱為「醫療室」（hospital cell）的地方，顧名思義，乃讓有醫療需要的羈留人士入住，亦有醫生為他們檢查及治療。但據三人所說，醫生的「檢查」很多時只是離遠站着問他們身體是否無恙。
同時，醫療室沒有床、燈光24小時長開、晚間有職員持續大聲說話，絕食者只能坐着無法入睡。除了每天可運動約一小時，他們其餘時間都得待在房內，不能與其他樓層的羈留者一樣日間到大活動室休息。
「這是酷刑室（torture cell）」，Vikramjeet形容。
三人早已有必死的決心。「I committed to give up my life than to be imprisoned」，從100公斤減至68公斤的Salman，在一封公開信寫道。留有鬈髮，總是平和冷靜的Shah則不徐不疾說：「誰不想吃擺在眼前的食物？我們想，但我們都需要自由。」瘦至皮包骨、雙頰凹陷的Vikramjeet說起時，雙眼直勾勾：「如果我回去，我害怕他們會怎樣殺我，但在這裡死沒問題，我知道我會怎樣死。我只是等待死亡。」
即使如此，三人的個案仍然毫無進展。
前一天送達的500頁法律文件
直至有天，Vikramjeet一名曾羈留在CIC後獲釋的朋友來探訪，告訴他自己在獲釋前，曾向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註3〕，並在開庭處理前獲批「行街紙」。Vikramjeet很驚喜，將資訊轉告其餘兩人，不能讀寫英文的他亦託朋友協助寫申請，於11月初提交。
案件去年12月7日開庭處理。然而在開庭前一日，Vikramjeet才收到入境處一方500多頁的英語法律文件。無法閱讀英文又沒有律師代表的他，望着重甸甸的文件苦無頭緒，被逼在翌日開庭時申請押後至今年2月。
「當然不公平」，Vikramjeet很無奈。處理案件，需時審視文件是常識，但在法庭的機制下，若來不及處理就一再押後。至於申請人有沒有律師代表、有沒有足夠法律支援、情況是否緊急？並不在考慮事項。
「我不理解香港法律。」Vikramjeet曾經這樣說。
絕食者的自辯
經歷Vikramjeet的「失敗」，同房的Salman亦決定嘗試申請人身保護令。Salman懂得讀寫英文，甚至可以說是達到不錯的水平，連Vikramjeet也對他很有信心。
Salman在12月9日提交申請，案件排期至12月16日處理。一如他所料，數百頁英文法律文件前一日才送達CIC，Salman連夜閱讀，並在沒有床的房間，手寫5頁紙作回應。
Salman早知道機會渺茫：「他們（入境處）有一整個律師團隊」。但他仍然想親自上庭自辯：「我想在公開法庭表態。如果法庭真的裁定（CIC）酷刑和拒發藥物是合法，那我就知道香港的『法治』是怎樣的。」
開庭那天，Salman身穿藍色毛衣，由三名入境處職員護送下步進法庭被告欄。欄外，是衣着光鮮的入境處5人律師團隊，向法庭呈上兩大疊文件及23頁紙的論點概要；欄內，Salman僅有的，只是以藍色原子筆寫在A4單行紙上的12頁申請，還有5頁回應。
政府一方讀出Salman的犯罪記錄：7宗與毒品相關的罪行，最近一宗涉藏毒、運毒，判監5年9個月；15項與交通有關的控罪，包括無牌駕駛及無第三者保險下駕駛，也曾三度不依時向警方報到。政府的結論是，Salman沒有本地連繫，潛逃風險大、重犯機會高，一旦獲保釋，將對社會構成嚴重威脅。
Salman倚欄站着，微彎着腰透過翻譯自辯：「是的，我犯了罪，但我已經為此服刑，人是會隨著時間改變。」他也指出，有罪行比他嚴重的人較他早獲釋：「如果有法律，應該是一視同仁」。
據普通法的Hardial Singh原則，若入境處不能在合理時間內完成遣返或審核程序，則不能長期羈留非法入境者，法庭亦要批出人身保護令釋放被羈留人士。彼時已被羈留近九個月的Salman，其中一個理據，便是他的司法覆核申請開審無期，若待申請獲批才予保釋，或要再被拘留多二、三、甚至四年。他也說，他需要外出為案件找尋更多證據。
法官周家明聽罷問了一句：「你知道司法覆核並不接納新證據，只是考慮之前的決定是否合法嗎？」Salman沒有正面回應，只是再次表明，長時間羈留並不公平。
Salman庭上亦投訴，CIC環境惡劣，職員一直拒絕把醫院處方的乾癬性關節炎藥物給他，只給予必理痛。政府律師回應，入境處一直有為羈留人士提供適切的藥物和治療，但Salman反駁，他只是在開庭前一天，才首次獲發他所需的處方藥物。
法官問：「所以他們此前有給藥物你，只是並非你想要的那種？」Salman答，是在上庭前一天才獲發想要的藥物。法官再提高聲線問了一次：「前一天？」Salman說是。
散庭前，法官向Salman再確認，他仍然在進行絕食，並說會因應Salman的情況，盡快作出裁決。
沒有律師代表的弱勢 不意外的裁決
這個「盡快」終等了一個星期。
12月23日，即Salman上庭後一個星期，法官周家明頒下了判詞，指Salman被羈留的時間並非不合理，駁回他的人身保護令申請。
判詞表示，Salman雖已被羈留了一段時間，但沒有證據顯示入境處羈留他是有將他遣返以外的其他目的，又或是無盡職將他遣返。法官直指，Salman遣返的主要阻礙，「只是他正在排期處理的司法覆核」。
判詞又指，Salman的司法覆核申請並無足夠的法理基礎，成功機會不大。而他曾干犯販毒等嚴重罪行、曾不依時向警署報到，在香港亦無明顯聯繫，入境處認為他對社會安全構成威脅、有潛逃風險亦是無可厚非。法官並引案例指，入境處比起法庭更適合判斷這些風險。
就Salman庭上的陳詞，法官回應，無理由相信他的司法覆核申請會不當地延誤（unduly delayed），只是現時有大量類似的司法覆核申請正排期處理，「無可避免需要一點時間」。至於Salman要求為司法覆核案找證據，亦不是予他保釋的理由，因為法庭並不會考慮新證據，只會考慮上訴委員會決定的合法性與程序公義問題。
法官又指，沒有足夠證據顯示Salman得不到適切的治療及藥物。而且，「無論如何，申請人亦同意在聆訊前一日獲發所需藥物」。
事實上，翻查案例，過去十年均有CIC羈留者向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惟絕大多數申請均被拒絕。法庭的理據，總是離不開入境處有權羈留任何遞解離境令正生效的人〔註4〕，以及沒有證據顯示該羈留是不合理地長。
人權律師帝理邁（Mark Daly）所屬的律師行，曾協助近百名CIC羈留者起訴入境處非法禁錮、申請人身保護令和司法覆核等，但他觀察到，近年要在法庭挑戰羈留的決定，似乎越來越困難：「法庭越來越少審查羈留的原因，也對尋求庇護者有較少的同情和耐性」，「可能他們見過太多個案，已經開始『同情疲勞』」。
同一時間，尋求庇護者的案件大多沒有律師代表（unrepresented）。帝理邁解釋，這些免遣返聲請者身處羈留之中，沒有外來的協助，本已較難說服法援署該案有足夠勝算值得委派律師。而當他們沒有律師，親自上庭自辯：「他們所有的論點是否已向法庭陳述？他們又如何能找證據？」帝理邁坦言：「當你沒有律師代表，情況對你已經不利（the odds are stacked against you）」。
一直協助羈留者的CIC關注組便透露，曾有律師建議羈留者不要申請人身保護令，因為法庭的決定一直傾向入境處邏輯，過往案例亦對他們不利。沒有律師代表的羈留者再去申請，只會於法庭立下另一個失敗的案例。
Mark Daly
對於申請被拒，Salman並不意外，但待新年後取得判詞，讀過一遍，還是忍不住搖頭冷笑：「真的很可笑，我完全不想再繼續在香港打官司」。那時他和同伴已因看不到任何獲釋的希望而恢復進食，也準備接受遣返。
關於藥物問題，他不解為何自己已親自作證，但法官一句「no evidence」了事，還因為上庭前一日處方突然派發藥物，就無視他頭八個月沒有適切治療的痛苦；而對於司法覆核，他始終不忿，法官在案件未開審時，已斷言他成功機會不大。
至於他的犯罪傾向和潛逃風險，Salman早在CIC關注組公開了的人身保護令申請文件上表明，他曾任警方線人，協助破獲多宗販毒案，對社會有貢獻，但警方卻把他標籤為對香港社會的威脅。不過這一點，判詞從來沒有提及。（有關不准工作的Salman，如何被警方招募為線人並因此留下案底，請看《【CIC絕食行動一年 2 】遭警脅迫任線人 留案底兼被尋仇——來港20年免遣返聲請者的證詞》一文。）
絕食的終結：沒有人權的香港不宜久留
去年12月23日，Salman得知人身保護令申請被拒後，與另外兩名絕食者Vikramjeet和Shah商量，一致決定恢復進食。
原本絕食就是希望盡快獲釋，但眼見近半年都毫無進展，連最後的法律手段都沒有果效，他們深知獲發「行街紙」的機會渺茫，都接受了將要遣返的命運，只望能盡快離開CIC這個地方。Salman庭上曾說：「遣返或釋放都好，總之我不能再忍受現在的處境（服刑完畢卻被羈留在CIC）。」
因不諳英文而被逼押後申請至今年2月的Vikramjeet，知道Salman的裁決後，亦打消了繼續的念頭。「在這裏又是死，回到去又是死，那我寧願回去，起碼有自由。」
Shah原本打算看情況要否打官司，但到了3月亦決定回國：「我不想再在香港浪費時間」。他的母親1月時因感染新冠病毒病危，無法講話，他曾多次向入境處申請短暫保釋外出打視像電話，但不獲回應。幸而母親最終痊癒，Shah說：「沒什麼比家人更重要」。
他們不諱言，後悔來了香港。「My life is so miserable」，當年20歲來港的Salman，磋砣二十年光陰，只換來一身案底、失去視力的左眼，還有無法預料的黑幫尋仇。而Vikramjeet和Shah都說，他們初來香港時，「香港不是這樣的」。
「現在的香港沒有人權，不單是難民，就連香港人也沒有。」留意本地新聞的他們，明言不願久留在一個失去自由的香港。
不過，他們始終沒有後悔絕食。
「絕食後，這裡很多事情在改變。」Salman舉例說，CIC的醫生換了人，他的態度好了，羈留者也終於獲發醫院處方的藥物，原本沒有床的醫療室亦增設了床。除此之外，也有不少羈留者成功獲得保釋。「雖然我們這些絕食者得不到什麼，但起碼能幫助其他羈留者獲得自由。」
如今被遣返已成定局，在獄中讀了個文憑、家鄉政治衝突亦已結束的Shah說，回去後希望去NGO做義工，以過來人經歷幫助囚犯；Vikramjeet說，他很想回去看多年沒有聯絡的父母； Salman則說，他要繼續控告香港警察，將他們聘請酷刑聲請者任線人的事公諸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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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看不見的未來
Vikramjeet和Salman司法覆核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決定的申請，分別於今年3月及6月遭駁回，Shah亦主動撤回了司法覆核的申請。Vikramjeet於2月已被遣返回印度，Salman和Shah則早已完成辦理簽證，至今仍在等待回國的航班。
絕食者的抗爭雖換來CIC環境的少許改善，但自政府今年4月通過《入境條例》修訂，以及可羈留 160 人、設有高清閉路電視和電子手環的全港首個「智慧監獄」大潭峽懲教所最近啟用，羈留者或要面臨更多不友善的對待。
Shah表示，近日有不少羈留者被移送至大潭峽懲教所，中心內人心惶惶，有職員稱如羈留者不願被遣返，便會將他們送到大潭峽，又指曾服刑兩年的人不會獲發「行街紙」。Shah個人觀察，曾犯重罪的人，還有聲請和上訴均被駁回、正排期司法覆核的羈留者，均較大機會被移走，推測是藉此讓他們知難而退、放棄留港。
Shah也表示，近一個月CIC職員的態度變得比以往惡劣，規則亦比以往嚴厲，職員經常搜查羈留者的宗教典籍和書信等物品，又在穆斯林潔淨地方準備祈禱時，一直走來走去，羈留者動輒因小事而被罰單獨囚禁。Shah懷疑，這些改變是總入境事務主任在大潭峽懲教所啟用後，學習了懲教署的管理模式。
入境處回覆查詢指，截至2021年6月30日，共有67名被羈留者由CIC安排到大潭峽懲教所被羈留。被移送到大潭峽的羈留者，相信陸續有來。
「這裡比CIC還要差」，CIC關注組說起，探望大潭峽懲教所羈留者時，他們總是重覆着這句話，而且越來越多人開始捱不住，決定回國。另一邊廂，《入境條例》修訂預計於8月1日實施，屆時入境處職員將可在羈留中心配備槍械和武器如鋼製警棍，條例亦訂明，衡量羈留期是否合理合法時，亦要考慮羈留者是否直接或間接拖延任何程序、處方是否同時要審核大量聲請或上訴個案等支持更長羈留期的因素，被羈留者的情況或再度惡化。
由是又想起曾問現已回國的Vikramjeet，有沒有後悔來港？他想了想，那雙因為消瘦而顯得特別大的眼睛，微微向下望：「現在我想是有的。我起初來香港時並不是這樣，但現在香港變得不好了，沒有人權，不單是難民，就連香港人也沒有了。」
記者：黃蕊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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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據入境處數據，自2009年底至2021年3月，在入境處完成審核的23 299宗聲請中，獲確立的酷刑／免遣返聲請共249宗。
〔註2〕《獨媒》向入境處查詢現時中心內最長的羈留時間，入境處稱未有備存相關數字。惟據知越南船民武文雄（金鷹）自2016年出獄至今，仍被羈留在CIC逾5年。
〔註3〕法例規定，如羈留者無合法理由而被羈留，則可提出人身保護令申請，若法庭信納其羈留是非法，則羈留者須被釋放。
〔註4〕但如上文所述，任何在港尋求庇護的人，必先逾期居留或非法入境，違反《入境條例》以達致「須或可被遣離」的條件，才能申請免被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