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2019年11月警方圍封理大，有人在網上發起聲援行動。民主黨主席羅健熙在尖沙咀科學館廣場附近被捕。他否認非法集結罪，前年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律政司不服裁決，以案件呈述方式提出上訴。另外，同案為記者的鄧卓儒因管有鐳射筆及萬用鉗，被裁定藏武罪成，判囚15個月並已服刑完畢，他就定罪提出上訴。兩案今（20日）在高等法院聆訊。律政司一方指，原審法官練錦鴻錯誤認為，控方需要證明羅與示威者懷有額外共同目的。至於鄧卓儒一方則表示，鐳射筆及萬用鉗本質上沒有攻擊性，可作合法用途。原審官難以用環境證供推論，鄧利用工具阻礙警方執法。律政司表示需時考慮，故押後宣判。
上訴方為律政司。答辯人為羅健熙（案發時36歲）。區院法官練錦鴻於2022年11月30日裁定羅非法集結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惟律政司於5天後提出案件呈述上訴，羅於12月7日被捕，被押到高等法院施加保釋條件，包括不得離港及交出護照。
律政司指原審官錯誤認為控方須證羅健熙有「額外共同目的」
上訴案件由上訴庭法官彭偉昌、潘敏琦及彭寶琴審理。由於律政司以案件呈述方式提出上訴，故原審法官練錦鴻就兩項法律議題向上訴庭徵求意見。
首項議題為：
原審官認為羅健熙在場目的或計算，未必完全和在場示威者之共同目的相同，他是否錯誤地考慮或裁定羅須與在場示威者懷有完全相同之目的，或特定的額外共同目的？原審官是否錯誤應用「蔡健瑜」案例中就「參與意圖」的法律原則？
第二項議題為：
原審官是否錯誤地沒有充分考慮，羅逗留40分鐘、站在示威者前排、希望塑造與示威者同一陣線的形象等8個因素，而達致「有悖常情」的結論或裁斷？
就首項議題，律政司一方指，原審官錯誤認為控方需要證明羅與其他示威者有「額外共同目的」，即抗拒警方執法。而原審官當時認為，羅是以「政客」身份逗留現場，並希望「囤積政治本錢」及提升知名度，因此未必與示威者有相同的共同目的。律政司一方強調，控方毋須證明羅到場「動機」與其他示威者相同，只需要證明其行為能作出鼓勵。
律政司指原審官無考慮羅在封鎖線出現
至於第二項議題，律政司一方指原審官沒有充分考慮以下因素，包括羅健熙兩度在警方封鎖線出現，當時附近已有示威者築起傘陣及向警方叫囂；羅不理會警方警告，逗留在場約40分鐘。另外，原審官曾指羅並非身穿黑衣，身上亦無保護裝備。律政司一方認為，這不代表羅沒有參與意圖，因不同參與者有不同角色。
代表羅健熙一方則反駁，原審官實際上知道案例列明控方毋須證明「額外目的」。羅一方又指，原審官已經裁定羅到場可能是為個人利益，包括「囤積政治本錢」，因此不足以證明他參與非法集結。
早前羅健熙審訊中自辯稱，案發當日打算前往紅磡會見區諾軒不果，遂前往科學館廣場提供支援，承認見到警方封鎖線及有人築起「傘陣」，但因未決定離開路線而繼續逗留。
據原審官判詞，他批評羅對事件的認知「狹隘得難以置信」、「極之片面」，亦可能為「囤積政治本錢」、「增加曝光率」而到場，認為羅「故意剪裁其認知以符合其無辜被捕的敍述」，不接納他的證供。但原審官考慮其衣著及行為與一般示威者有異，也沒有作出顯見的鼓勵或對峙行為，沒有與示威者互動，控方證據未能支持羅參與集結是唯一意圖，遂裁定無罪。
記者鄧卓儒上訴指鐳射筆及萬用鉗無攻擊性
至於同案被告、案發時正為台灣公共電視台拍攝的記者鄧卓儒（案發時26歲），則涉攜有被裁定鐳射筆及一把配有刀具的多用途工具，被裁定「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成，判囚15個月。他就定罪提出上訴。
鄧卓儒
鄧一方表示，鐳射筆及萬用鉗本質上並沒有攻擊性，而且可以作合法用途。因此，原審官難以用環境證供推論，鄧利用上述工具阻礙警方執法或對其作出挑釁行為。另外，鄧被截停時正拍攝中，亦有出示台灣電視台的採訪證明書。惟法官潘敏琦指，原審官已表明鄧既可以是記者，亦可以參與示威者的行為。
鄧一方又指，他曾經在庭上示範如何使用萬用鉗調教攝影器材。惟法官反駁，原審官已經指出，實際上可以手動調教。
律政司指鄧有護肘 作為新聞從業員毋須使用
律政司一方認為，鄧當時有護肘，明顯是衝突時使用的防護裝備，他作為新聞從業員根本毋須使用。而其攜有的鐳射筆可以放在背包而非褲袋。
鄧卓儒於審訊中供稱，案發時正為台灣公共電視台拍攝名叫《藝術很有事》的節目，主題為反修例歌曲《願榮光歸香港》。他稱摺疊式多用途工具乃用於工作用途，當中螺絲批用作即時修補攝影器材、鉗用作取出鏡頭碎片、刀具用作𠝹斷電線膠布等物品。其褲袋另被搜出鐳射筆，鄧指它用於向同事或受訪對象指示位置、匯報時標示內容。
案件編號：CACC21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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