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 8 月 18 日，為反送中被捕者提供經濟援助的 612 人道支援基金，宣佈將停止運作； 9 月 14 日，為在囚人士及親友提供物資和書信支援的石牆花，亦宣佈解散； 9 月 20 日，曾多次為還柙及在囚人士收集物資的賢學思政， 4 名成員涉串謀煽惑顛覆國家政權被捕，大批懲教認可物資成為他們的「罪證」。
賢學思政成員被捕後，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曾在會見傳媒時聲稱，「協助在囚人士沒有問題」，但若提供物資的意圖是幫助在囚人士「招攬一啲佢嘅追隨者，增加佢嘅影響力，繼續違反國家安全」，便有問題。至於如何證明對方有相關意圖，李指可從他們的行為和呼籲得知，並非一定要看到他們煽惑很多人的情況出現。
本來，社會上支援被捕或在囚人士的團體就不多，如今 612、石牆花、賢學思政一一消失，剩下零星的支援組織或平台。
阿晴（化名）是其中一個平台的負責人。她直言，憂慮會因不小心踩到「移動的紅線」而被捕，只能一字一句都盡量小心。不過，她沒想過停運平台。在入獄者越來越多、支援卻難以有組織地進行的時代，阿晴希望和大家一樣，繼績尋找不同方式「瓹窿瓹罅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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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膳食、醫療問題 支援在囚者親友
大半年前，阿晴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突然被捕。獲准保釋後，她成立了一個網上社交平台，關注膳食、醫療、獄中環境等囚權問題，並支援在囚人士的親友，例如就業支援。
對於 612 和石牆花先後停運，阿晴並不感到驚訝；但對於賢學思政成員被捕，她坦言非常愕然，也非常憂慮：「喺呢段時間拉，一定係有（恐嚇作用）。」
有朋友勸阿晴停運平台，但也有人著她不用擔心：「唔需要此地無銀，做返平時做嘅嘢就 OK。」但到目前為止，阿晴根本沒想過停運：「我做就業支援，係合法㗎嘛。咪小心啲，唔好踩到佢成日郁嗰條紅線。」
賢學思政三名成員被捕當日，國安處搜查其貨倉，多箱懲教處認可的入獄物品成為「罪證」。（資料圖片）
指囚權關注度浮動 在囚者呻無人寫信探監
阿晴說，自己大概在去年年尾開始關注在囚人士。當時她去探監，人不多：「由登記到探訪，唔洗一個鐘。」她覺得，「囚權」這個議題走入社會主流，該是在今年 3 月的民主派 47 人案發生之後。阿晴形容，當時旁聽和探監突然成為「全城熱話」，傳媒多了報導，探監和寫信的人數大增，有時探監因為人太多，要等候三至四小時。
但到了近日，她覺得關注又減少了：「可能因為移民潮。牆內啲人都話，『無啦，之前有啲人成日探我，宜家個個走晒啦，我好得閒，你可以成日嚟探我，我哋被人遺棄緊㗎啦』，佢哋成日咁講。」
她舉例指，半年前舉辦教導大家為在囚人士解悶的「寫信班」時，報名反應十分熱烈，名額很快爆滿；而暑假過後，報名反應大不如前。「我諗呢啲嘢好講耐性。如果收唔到回信，可能就會唔回信。」、「啲人關注（囚權），但會自暴（自棄），話乜都做唔到，我都有食黃店㗎。」
3 月 1 日，初選 47 人案被告首次提堂時。（資料圖片）
獄中人最想要煙和信 石牆花停運致筆友失聯
阿晴每星期都會探監，恆常探望的有 6 至 8 人。她笑言，每次問對方需要甚麼時：「成日話要煙囉。」在獄中，煙等於錢。
信件亦很重要。阿晴指，不少人「放學」後說感謝石牆花，是因為石牆花過去一直推動「筆友計劃」，為大眾轉寄信件給還柙或在囚人士，讓他們每天都能收到信。但近最她從獄中「手足」得悉，收信量大不如前，「會聽到手足話『無喎，我成個禮拜都收唔到信』或者『都冇人寫信畀我』。」
阿晴嘆，自從石牆花宣佈停運，不時有人向她的平台求助，說自己只知道牆內筆友的名字，但不知道可寄去哪個監獄：「我就話冇得搞，除非你搵到佢屋企人。」
懲教指定物品難搵兼經常轉款 親友寧捱貴貨
至於在囚人士親友最著緊的，是每月物資和律師費。阿晴指，不計私飯和零食，單是清潔用品、文具等恆常物資，每月的開支已需三千多元。
懲教處規定，可送入獄的「指定物品」，必須是指定的牌子或款式，但阿晴指一來部分物品市面難尋，二來懲教不時改變要求，不少人寧願捱貴貨，在荔枝角收押所附近專門出售還柙用品的士多購買：「佢哋有最新牌子嘛。最近原子筆先改咗，由有 label 改做冇 label ，爽身粉又換咗，由好多心心變成一個心心。呢啲嘢真係好無聊，咁就唔入得。」
還柙人士每天有 15 分鐘的親友探訪時間。不少親友會因為牽掛而經常探望，獄中人亦會趁探訪時間，交托親友處理外面的大小事情。阿晴形容，這種來回探監的日常，本來就是一種精神折磨：「一個人要做兩個人嘅嘢。」
她知道，有一名「藍絲」母親因牽掛獄中的兒子，即使政見不同，仍堅持每天前往探望，不過數個月已變得頭髮花白、外表滄桑，精神壓力也很大：「探到個仔都出聲，叫媽咪唔洗日日探，話想見吓自己朋友。」
受訪當日，阿晴剛好帶著自己購買後才得知「不合規格」的原子筆。
小心地發聲 為繼續運作寧自我審查
阿晴承認，在現今的社會形勢下，即使不談政見，進行被捕或囚權支援工作亦只會越來越困難。但她肯定，即使倡議者或組織未必會再增加，「囚權」這個議題仍會越來越多人關注：「（社會上）呢個議題係唔會突然冇咗，因為只會越來越多人坐監。當你身邊嘅人坐監，已經成為生活一部分時，你就會更加關注。」
而作為其中一個平台，阿晴說如果想繼續做運作下去，就只能儘量低調：「或者咁講，我哋都預料最後尾有機會被上門拘捕，但係拘捕之後，佢有嘅係咩證據呢？我哋就會諗，咁講嘢小心啲，唔好成為證據囉。」
於是她不時陷入矛盾，或和協助運作平台的義工有意見分歧。有次，一名在囚人士的親友聯絡她，指在囚人士遭自稱警員的人藉探監「問話」，希望她在平台公開事件。阿晴一方面擔憂，同時又不住思考：「我開咗個平台出嚟，我唔講（件事），咁開嚟做乜？」
阿晴知道，當在囚人士得悉這個平台，自然會對它有期望，在獄中被欺壓時亦會想他們發聲。可是，文字是否該顯得較政治中立，關注「手足」該明顯到甚麼地步，還是用「手足」這個字眼會否已經是錯的？
為了繼續運作下去，她不得不自我審查。
瞞律師家人打理平台 入獄後或停運
阿晴沒有告訴律師和家人，自己在營運這個平台：「被佢哋（律師）知道，一定屌晒鬼。」至於家人，阿晴說母親不太在意這些事，因為她只在意和女兒相處的時間是否足夠：「（佢）覺得我之後一定會坐監。」
她坦言對自己的案件不樂觀，因為律師早已告訴她，證據對她很不利。入獄後平台如何運作？「我都諗緊。可能就咁擺喺度囉⋯⋯有諗過畀放監人士搞，但冇理由畀舊蘇州屎人地㗎嘛。」
最初之所以成立這個平台，是因為阿晴想為未來做好準備，料想自己一旦入獄，就能成為得到支援的受惠者。但世事總不如人意，平台運作一段時間至今，仍要依靠她以義務形式「全職」打理。
不過無所謂了，阿晴笑說。反正有案在身，她現時也難以找全職工作，倒不如趁還能發聲時發聲：「社會對囚權嘅認知越多，支援就越多。」
荔枝角收押所外（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