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因為一篇 Facebook 帖文，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今年六四清晨被捕，被指涉嫌宣傳或公布未經批准集結；她其後獲准保釋，直至七一前夕，警方正式以煽惑罪起訴鄒幸彤，又指懷疑她涉在網上呼籲參七一大遊行，故再將她拘捕，今午將於法庭提堂。
這次訪問在六月初，即她因今年六四案被捕的 36 小時前進行。那時她已預料自己有機會被捕，一口氣接下十多個（可能更多，她說多到數不清）本地及外地傳媒訪問，連捷克和瑞典的媒體亦有找她。最初她想過要揀選一下，後來又覺得該在還能說的時候多說一些——當大家都在後退時，還是該有一把反對的聲音存在。
鄒幸彤承認，現時說話已比以前避忌得多，但她仍有底線，那就是每一句說話都要是真誠的：「就算點樣避，都唔可以避到掉轉個意思囉。咁所以，避嘅位本來就有限。」
避唔到，就要捱。別人說她傻，勸她不要「送頭」，反覆問她是否值得。說起這些人和事，她就不住笑了，反駁的語氣卻異常認真：「唔係送頭。我只係做緊我要做嘅事。」
「我做緊自己相信同想做嘅事，其實係幸福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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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支聯會和母親
談鄒幸彤，不可能不提六四、支聯會，以及她弟弟的名字。她在許多訪問中都提過，1989 年 7 月出生的弟弟學希，名字是母親取的，寓意「學運的希望」。但其實「學希」還有另一層意思：「學習吾爾開希（八九學運領袖之一）。」
她說這聽起來有點鳩，但又為母親辯解說，當年吾爾開希都幾靚仔，不過現在肥咗啲啫。至於她的名字「幸彤」，則寓意「幸福的兒童」，取童的同音字「彤」，也有紅彤彤、發光發熱的意思。
六四那年，鄒幸彤 4 歲。母親是她的政治啟蒙，帶讀小學的她去維園參加晚會，從此埋下種子。以為母親一直支持她，鄒幸彤卻說兩人也會吵架，例如 2014 年雨傘運動的時候：「同佢拗了好耐 Benny Tai（戴耀廷）啲嘢，拗到反晒面。『你口講愛與和平，但搞到啲學生坐晒監』，諸餘此類啦。」
但到了 2019 年反送中，母親又轉軚為支持抗爭者：「我都唔係好明，可能佢係淺黃嗰啲。」
至於鄒幸彤的成長故事，也不難在過去訪問中瞭解得到：當年中學高考考獲 5A ，升讀英國劍橋大學，一邊讀書一邊在海外搞中國維權活動，後來半途放棄地球物理學博士學位，回港加入支聯會當打雜，輾轉之下再加入中國的非政府勞工組織。然後她突然跑去讀法律，說是為了進行維權支援工作，要先了解法律和公義之間的關係，至 2016 年起擔任支聯會副主席，開始代表支聯會發言，算是正式成為檯面人物。
2021 年 4 月 28 日，鄒幸彤與民陣召集人陳皓桓、職工盟鄧建華回應入境條例通過三讀。（資料圖片）
點守法啫？
當初帶鄒幸彤參與六四晚會的母親，近年的態度卻有所轉變。六四晚會今年再遭警方禁止舉行，支聯會上訴亦被駁回。同日，鄒幸彤在個人 Facebook 上，以個人名義表示：「6 月 4 日 8 點鐘，我仍會去守這已有 32 年的約定，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點起燭光。」帖文一出，大家認定了她不願死心，紛紛勸阻她，其中包括她的母親。
鄒幸彤向我們展示母親傳給她的連串訊息：「記住堅持守法，勿比人機會誣告！」、「Be Water！」她不懂回覆，只好已讀不回，「唔想同佢嗌交。我理解她是想我好，或不想我出事，呢啲無謂拗啦。」
但心底裡，她絕不同意母親的說法：「點守法啫？」她覺得，對於上一輩的人而言，「守法」的迷思很難打破：「上一代嘅社運人，都會有啲執著守法這條線……問題係，法律嗰條線已經被政權自己抹咗嘛。佢同你乜都定義咗係犯法。」
七一前夕被捕後，她在數個網媒平台刊登名為《「只談法治，不談政治」的抗爭七步殺——香港法治迷思與司法抗爭諍議》的文章，進一步闡述自己的想法。她在文章結語提到：
「但當合法與否的界線變得日益模糊，當法律不再保障人權自由，當政治指令以法律之名發出，強調抗爭『合法性』的意義何在？
如果這種爭論尚有意義，那就在於我們是否願意把法庭和法治這一場域，拱手相讓。」
2020 年六四，維園晚會首次被禁，鄒幸彤與眾支聯會成員持蠟燭進入維園悼念，因此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資料圖片）
用法律人的身份，道破荒謬
除了母親，勸阻鄒幸彤的人還有很多，所持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幾個：不要送頭、你在（監獄）出面的力量大過在入面、法律界需要你、你去會害死其他人……
她笑說，每次聽到這些話，都覺得好煩好忟，特別是那些以她大律師身分為由勸阻她的人：「你唔係我熟嘅人，你唔知邊樣嘢對我重要。拎住啲對我嚟講唔重要嘅嘢嚟勸我，唉，晒我時間又煩。」
就她個人而言，大律師這份職業並沒有一個 inherently （本質上）的重要性：如果這身份可以幫到她做她想做的事，它便是重要的；如果幫不到，她可以隨時捨棄。
「舉一個極端啲嘅例子。假設律師都要宣誓效終共產黨的話，我可以即刻唔要呢個身份。」
相比做律師支援政治犯，她心底更想去為自己相信的理念發聲。「我覺得自己喺律師界都有身位，但我嘅身位唔係喺法庭內打官司，而係……講一啲律師界應講、但現時冇人講的說話。」
她強調，自己在法律界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薯。在法庭內打官司這個身位，她覺得自己是replaceable（可被取替）的；但作為法律人，站出來說一些應該要說、卻無人敢說的話，她自覺無可取替——因為已經沒太多人站出來了。
「你應該用法律人嘅身份，去講呢件事幾咁荒謬，而唔係陪佢玩粉飾太平的遊戲。」
會因為自己的行動，害了別人嗎？她也不同意，但說這是基於長遠的判斷——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一時嘅退，你以為係保障所有人，其實唔係囉，你令成個公民社會箖檔得更快。」
總之一句講晒，她不認同自己是「送頭」：「係，唔係送頭。我只係做緊我要做嘅事。」
Be Water的意思，是讓每個崗位都有人
在專制政權下搞民主運動，鄒幸彤覺得坐監是必經的代價，是抗爭的過程之一。她不懂，為什麼大家都把重點放在「送頭」這一點：「嗰啲冒住風險去做嘢嘅人，唔知自己有機會坐監咩？」她一激動，語速就變快：「知吖，全部都知吖。但佢係唔係為咗送頭，係為咗做嗰件事嘛。」
「唔好用政權嘅角度去看件事，要用返運動角度去看：個運動想達到啲咩？」
有人視她為民主獻身和同情她，但鄒幸彤尷尬的笑著承認，其實也覺得他們有點煩：「咁樣講好似好傷人哋心，但係有少少㗎真係！」他們不懂她，她也不懂他們——點解要同情我？她不住笑了，語氣卻是認真的：我在做自己相信和想做的事，其實是幸福的。
反送中之後，人們經常說「Be Water」的理念。但鄒幸彤強調，要放在整場運動中去看待「Be Water」：如水般滲透到每一個位置，讓每個崗位都有人，因為若每個人都避開風險、站在安全的位置，整場運動就會消失。
而作為一個「補位」的人，她相信運動一日未死，就會有人再加入：「（我被捕後）咪有下一個補位嘅人囉，社運係咁㗎啦！唔係有 100 萬個人上街，先有運動嘅。越係冇人先越要繼續做。」
6 月 5 日，鄒幸彤獲准保釋後，在警署外見記者。（資料圖片）
忠於自己的說話，別被恐懼支配
訪問前數星期，她換了一副合乎入獄規格的膠框眼鏡：「但又唔係（準備好坐監）咁悲壯嘅。」她解釋，不過是舊眼鏡劃花了，反正都要換，「緊係換副入到去嘅眼鏡啦」。
目前，她手上的案件數量已經不多，亦早已托人接手：「最放唔低係 47 人嗰兩個囉。」
入獄的恐懼是有的，但鄒幸彤也不是真的很怕：「人哋做到嘅嘢，我都做到㗎啦。」她大部分朋友都已經在監獄裡。
她怕監獄內的蜘蛛蟑螂，更怕要違心地生活：「我驚講嘢要避住避住，我驚被恐懼支配。」回內地工作那幾年，她曾經連穿甚麼衣服、帶甚麼書，也要思前想後一番。「我唔鍾意嗰種驚『著呢件衫就會出事』的感覺。但你就係驚，行過關口都會打冷震那種，我就要逼自己去克服。」
但現在她最怕的，是香港與中國的情況越來越相似。如果以 0 至 10 分作比喻，越高分代表越相似的話，她覺得《國安法》前的香港只有 2 分，現時則有 4 分；不過問題是，香港人的恐懼已放大到接近 10 分：「但我就好想 counter 呢樣嘢，宜家真係唔係 10 吖嘛大佬。」
無須說她勇敢，因為她堅信每個人重視的東西不同：「我重視的是要捍衛自己的原則，要忠於自己講過的每一句說話。」對她而言，坐監並不是終結。「入咗去仍然可以講嘢，李卓人都仍然話要悼念六四啦。」
記者：梁皓兒
攝影：鍾健華